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2)
至于文情词采,我是这次才发现的。当他的笔触行至清季的甲午之战,因日人长期预谋蓄势,一旦开衅,陆战清军节节溃败,要不要决战海上?翁同龢和李鸿章两个怨家争论激烈,而且都想得到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作者于是写道:“岂知这时太上女皇突然‘病’了,连皇帝也拒见。她的行为,似乎可解读为听任皇帝自主决策。于是翁师傅也胆大了,亲赴天津逼迫李鸿章出战。既然慈禧心态莫测,那么面对今上对之言听计从的帝师的压力,李鸿章能不孤注一掷吗?果不其然,黄海一战,北洋舰队惨败。也许这正合满汉权贵之意。他们早将当年怀疑曾国藩的阴沉目光,移向实力最强的淮军首领李鸿章,认定他有‘不臣之心’,‘挟外洋以自重’,所以不肯与‘倭贼’决战。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们反而弹冠相庆,以为李鸿章的赌本输光了。”结果“光绪帝和他的重臣因主战而忍诟,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因丧师而失权,恭亲王等满洲权贵从此退缩自保。至于‘公车上书’凸显的举国同仇敌忾,在太后更是觑若无物,她不是早就宣称,谁要扫了她‘六旬万寿’之兴,她就决不饶恕吗?”“倒霉的是李鸿章。他在甲午海战败后,便被皇帝下诏拔去三眼花翎,在当时外国人眼里,已如公鸡失去了尾巴。”(《二集》页46至48)这些诙奇跌宕而又语势流贯的文字,读得我们几乎要撇开历史故实,束手驻足来专赏史家的词采文章。
现在好像又有豪杰之士欲尾随为“则天武后”翻案的昔日时髦,也在替“狡诈的老太婆”慈禧说项了,包括称赞她的“美丽”。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曾欣赏“郁郁乎文哉”的朱氏之论我也一定“从朱”。“狡诈的老太婆”是已故史学家翦伯赞给慈禧下的考语,见于他的《义和团运动》一文(新版翦著《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作“狡猾”,不知是后改还是原文本如此而维铮笔误)。维铮引来,甚获我心。也是这次才知道,维铮对《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还有如许的兴趣。苏州姑娘林妹妹的家政名言,也为他屡引而无倦意。关于耶教来华及西来学术和中外接触史的研究,也成为他关心垂顾的领域,也是这次所见识。我想他一定到徐家汇看过那些珍藏的相关史料。但清代汉学和西学的关系,窃以为至今还是假设多于求证的未竟课题。“盛清”的国力虽不弱,但近代科技远逊于西方,甚至不是“先进”和“落后”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中国近代科技的不发达,那是要走到历史的深层,借助文化与信仰的大背景来作诠释。新世纪曙光的不能应运而来,如果仅仅归之于“体制腐败”的“国病”,似尚嫌过于笼统。
总之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说开来,他所治之学主要还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负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书生意气,一则由于不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则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则是性情的直率与天真,最后也许还要加上长期走不出“中世纪”的“闲愁胡恨”。
他优越地驱遣着入于他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他既不想充当历史人物的“辩护士”,也不想做历史事件的“事后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清理(他偏爱马克思的这句话)没有为后来者留下多少空地。然则即使是“高明者”的“独断”,也有失手的时候。《二集》中《关于马一浮的“国学”》那篇,就是显例。想不到一向谨严的维铮竟这样立论:“他(指马一浮)对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一定要做价值判断,那么在我看来,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无。”就是说已经没有价值。“是这样吗?”这里我套用一句几次出现在此两书中维铮诘问他者的俏皮话。而且说马先生“在政治上总随改朝换代而转向”、“越发坚持其‘用世’为归宿的所谓儒学教旨”、“可谓‘与时俱进’”,如果不是厚诬前贤,我以为也是言重了。马对释氏义学和禅学的洞悉达恉(许慎称《说文》有“究洞圣人之微恉”之意)并不弱于儒学。在蠲戏老人心目中,佛学和儒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宋儒的吸纳二氏而又在言辞中隐其来路的做法,马一浮不予认同。马的学术思想其实是儒佛并重,以佛解儒,儒佛会通。只以儒之一脉来匡马的思想,未免失却半壁江山。至于指抗战时期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是想充当“帝师”,恐怕也是缺少足够理据支持的过当之词。我虽爱重维铮,但此篇文章的立论则期期以为不然。其实维铮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章。当然文章纠正时人的一些舛误,自然是好的,抑又未可全然抹煞也。
另外《百年来的韩愈》词密理周,洵为不可多得之作,已如上述。但第六节析论陈寅恪的《论韩愈》,认为陈所列举的韩之“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也许可以解释为对五十年代初“三反”和“抗美”的“赞同”,以及陈文论韩之“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是对毛的《反对党八股》的“赞同”等等,恐怕亦难逃附会的嫌疑。是又我爱维铮,亦不敢悉为维铮辩也。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
(编辑 王灵君)(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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