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性教育读本：是什么阻止青少年主动了解性知识？(1)
小学生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中一幅插图在一些人的断章取义之下制造了一场“黄段子”的狂欢，同时也有家长表示“尺度太大”，难以接受。为什么还有青少年在性化的大潮中仍然是“性盲”？究竟是什么在阻止他们方便地、轻而易举地去主动了解性知识？
一幅小学生性教育教科书中的插图在一些人的断章取义之下制造了一场“黄段子”的狂欢，同时也有家长表示“尺度太大”，难以接受。公众对性教育的反应再次指向了一个矛盾错位的现实，那就是社会的性化已经远远走在性教育之前：当家长还在对最基本的性事实虚言搪塞，学校还在如履薄冰地讨论性教育的内容分期的时候，日常生活和虚拟空间中的色情内容早已不经过滤、泥沙俱下地倾泻而来，无法抵挡。
我国性教育目前的落后状况，与民族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性教育曲折坎坷的发展历程分不开。纵观我国性教育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性教育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承担着两个主要功能，即实施社会控制和维护个人权利。在古代中国，房中术一方面旨在绵延子嗣、传承血统，维系父权统治和宗法制度，另一方面也着意增进感官愉悦、强身益寿；近代中国的性教育首先也是在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语境中被提出的，其中不乏优生学的成分，但也包含了对于妇女解放以及更广泛的解放追求；“文革”后对性教育的重提与计划生育的国策分不开；在近些年对性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人本身的性权利以及性少数权益也开始逐渐获得人们的重视。然而，这许多年过去，传递了科学的性知识、开放的性观念和平等的性别意识的小学生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依然在今日被无数成年人视作“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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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的性教育：《易经》、房中术与春宫画
许多民族在远古时代都存在生殖崇拜，在我国很多现存的岩画和出土的彩陶中都有大量象征男根、女阴以及描绘男女交媾的图像，以至于季羡林先生在为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作序时，也不免发出疑问：“真有这么多的动植物和其他东西都象征男根、女阴和男女交媾吗？”
关于原始社会的性教育，我们已很难找到完整可考的文献资料，但从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以及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依然可以窥探一二。原始社会的性教育主要是通过生产生活中各种集体活动和仪式进行的，其内容主要是表达对性与生殖的礼赞、敬畏、崇拜和禁忌。
先秦文献中就已有不少关于性的记载，其中《易经》可以算是中国人性观念的奠基之作，不仅有“一阴一阳，生生化化”之道，还有很多对性交和生殖的具体描写。潘光旦先生曾在《性心理学》一书译序中指出：“有人说《易经》的咸卦是中国最古老的描写性交的文字。”房中术的形式不仅限于文字，图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图画是新娘嫁妆的一部分，一对新人根据图画的指引在新婚之夜行“周公之礼”。汉代张衡的《同声歌》中就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两句，其中的“素女”指《素女经》等房中术，而“图”指的则是新娘嫁妆里的春宫画。“嫁妆画”作为一种传统的性教育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中国的生育信仰》一书作者宋兆麟曾到山东潍坊采访过世代从事“嫁妆画”制作的杨氏后裔杨洛书老人，得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嫁妆画”在民间依然十分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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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性教育主要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从出生开始的性别教育，主要体现在对男女交往(特别是性交往)的社会控制以及对于性别等级和角色的教化；二是通过各种房中术和春宫画，对已婚夫妇进行性教育。荷兰学者高罗佩对汉代以来的房中术进行了考察：两汉时期，房中术被视为严肃医学的一个分支，并不是猥亵之行，《汉书·艺文志·方伎略》中就记载了“房中八家”；在之后的六朝时期，道家行房益寿、御女登仙之说盛行，更是人人颂习，不以为讳；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土，密宗的交媾觉悟之说与道家的合气成仙之说相互融合，也催生了大量关于房中术的著述。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禁欲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逐渐占了上风，私生活变得遮遮掩掩、壁垒森严，房中术也被视为隐晦龌龊之道；另一方面，民间娼妓和****盛行，人们对性的态度逐渐呈现出表里不一的分裂状况。
民国性教育繁荣：鲁迅曾是最早的性教育讲师之一
科学史学者江晓原曾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在关于性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存在着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子嗣、提倡多妻，另一极则是禁欲的礼教——“性张力”正形成于这两极的共同作用之下。这种性张力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强，直到清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民国时期的性问题和其他诸多问题一样，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了新的两极之中，即西学与中学、现代与传统、科学精神与人伦道德的两极。范皕海在1923年的《青年杂志》上撰文表示，“解放是不能不解放了，一方解放，一方仍要保持两性的贞洁，这是性教育最大的重担。”可谓一语道破近代中国性教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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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开始，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重新阐释儒家学说，就对保守禁欲的性观念提出了批判。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均肯定了性欲的正当性，强调性交在繁衍目的之外的愉悦和乐趣，反对对性的污名。谭嗣同还在《仁学》中明确提出了“中西结合”的性教育主张，认为在中医以“精气说”为核心的身体观基础上，应该辅以西医的解剖学知识，还要绘图列说、制作可拆卸的人偶道具，“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之皆悉其所以然”。彼时正值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一些性学书籍也被译介到中国，从而逐渐取代了房中术，在性科普读物中占据了主流。
第一个专门撰文讨论性教育问题的中国人，是曾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教育家陆费逵。他于1910年和1911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男女共学问题》和《色欲与教育》两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应在学校开展性教育的主张。此后十几年间，《教育杂志》刊发了多篇讨论性教育的文章，包括1923年的性教育专号。1920年《教育杂志》还连载了潘公展的《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文章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巴哥罗教授撰写的《性教育》一书的观点，这篇文章对我国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性教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短暂繁荣。, 百拇医药(斓曦)
一幅小学生性教育教科书中的插图在一些人的断章取义之下制造了一场“黄段子”的狂欢，同时也有家长表示“尺度太大”，难以接受。公众对性教育的反应再次指向了一个矛盾错位的现实，那就是社会的性化已经远远走在性教育之前：当家长还在对最基本的性事实虚言搪塞，学校还在如履薄冰地讨论性教育的内容分期的时候，日常生活和虚拟空间中的色情内容早已不经过滤、泥沙俱下地倾泻而来，无法抵挡。
我国性教育目前的落后状况，与民族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性教育曲折坎坷的发展历程分不开。纵观我国性教育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性教育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承担着两个主要功能，即实施社会控制和维护个人权利。在古代中国，房中术一方面旨在绵延子嗣、传承血统，维系父权统治和宗法制度，另一方面也着意增进感官愉悦、强身益寿；近代中国的性教育首先也是在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语境中被提出的，其中不乏优生学的成分，但也包含了对于妇女解放以及更广泛的解放追求；“文革”后对性教育的重提与计划生育的国策分不开；在近些年对性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人本身的性权利以及性少数权益也开始逐渐获得人们的重视。然而，这许多年过去，传递了科学的性知识、开放的性观念和平等的性别意识的小学生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依然在今日被无数成年人视作“黄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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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的性教育：《易经》、房中术与春宫画
许多民族在远古时代都存在生殖崇拜，在我国很多现存的岩画和出土的彩陶中都有大量象征男根、女阴以及描绘男女交媾的图像，以至于季羡林先生在为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作序时，也不免发出疑问：“真有这么多的动植物和其他东西都象征男根、女阴和男女交媾吗？”
关于原始社会的性教育，我们已很难找到完整可考的文献资料，但从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以及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依然可以窥探一二。原始社会的性教育主要是通过生产生活中各种集体活动和仪式进行的，其内容主要是表达对性与生殖的礼赞、敬畏、崇拜和禁忌。
先秦文献中就已有不少关于性的记载，其中《易经》可以算是中国人性观念的奠基之作，不仅有“一阴一阳，生生化化”之道，还有很多对性交和生殖的具体描写。潘光旦先生曾在《性心理学》一书译序中指出：“有人说《易经》的咸卦是中国最古老的描写性交的文字。”房中术的形式不仅限于文字，图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图画是新娘嫁妆的一部分，一对新人根据图画的指引在新婚之夜行“周公之礼”。汉代张衡的《同声歌》中就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两句，其中的“素女”指《素女经》等房中术，而“图”指的则是新娘嫁妆里的春宫画。“嫁妆画”作为一种传统的性教育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中国的生育信仰》一书作者宋兆麟曾到山东潍坊采访过世代从事“嫁妆画”制作的杨氏后裔杨洛书老人，得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嫁妆画”在民间依然十分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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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性教育主要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从出生开始的性别教育，主要体现在对男女交往(特别是性交往)的社会控制以及对于性别等级和角色的教化；二是通过各种房中术和春宫画，对已婚夫妇进行性教育。荷兰学者高罗佩对汉代以来的房中术进行了考察：两汉时期，房中术被视为严肃医学的一个分支，并不是猥亵之行，《汉书·艺文志·方伎略》中就记载了“房中八家”；在之后的六朝时期，道家行房益寿、御女登仙之说盛行，更是人人颂习，不以为讳；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土，密宗的交媾觉悟之说与道家的合气成仙之说相互融合，也催生了大量关于房中术的著述。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禁欲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逐渐占了上风，私生活变得遮遮掩掩、壁垒森严，房中术也被视为隐晦龌龊之道；另一方面，民间娼妓和****盛行，人们对性的态度逐渐呈现出表里不一的分裂状况。
民国性教育繁荣：鲁迅曾是最早的性教育讲师之一
科学史学者江晓原曾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在关于性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存在着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子嗣、提倡多妻，另一极则是禁欲的礼教——“性张力”正形成于这两极的共同作用之下。这种性张力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强，直到清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民国时期的性问题和其他诸多问题一样，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了新的两极之中，即西学与中学、现代与传统、科学精神与人伦道德的两极。范皕海在1923年的《青年杂志》上撰文表示，“解放是不能不解放了，一方解放，一方仍要保持两性的贞洁，这是性教育最大的重担。”可谓一语道破近代中国性教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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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开始，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重新阐释儒家学说，就对保守禁欲的性观念提出了批判。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均肯定了性欲的正当性，强调性交在繁衍目的之外的愉悦和乐趣，反对对性的污名。谭嗣同还在《仁学》中明确提出了“中西结合”的性教育主张，认为在中医以“精气说”为核心的身体观基础上，应该辅以西医的解剖学知识，还要绘图列说、制作可拆卸的人偶道具，“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之皆悉其所以然”。彼时正值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一些性学书籍也被译介到中国，从而逐渐取代了房中术，在性科普读物中占据了主流。
第一个专门撰文讨论性教育问题的中国人，是曾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教育家陆费逵。他于1910年和1911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男女共学问题》和《色欲与教育》两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应在学校开展性教育的主张。此后十几年间，《教育杂志》刊发了多篇讨论性教育的文章，包括1923年的性教育专号。1920年《教育杂志》还连载了潘公展的《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文章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巴哥罗教授撰写的《性教育》一书的观点，这篇文章对我国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性教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短暂繁荣。, 百拇医药(斓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