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1)
在战国时期争鸣的诸子百家当中，孟子曾一度被人们误解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典型代表。如战国末期的大儒荀子就曾讽刺其虚浮不实，甚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虽然孟子的一些思想的确失之太理想化，如“井田制”“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但仔细品读《孟子》其书，其中的不少思想都具有超越时空、跨越时代的特质。孟子继承与发展了孔子思想学说的精髓，以家庭伦理关系为基点，通过“推恩”方式阐释孔子之道。就伦理学说而言，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以人为本思想，而且仁爱思想更兼及草木禽兽，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念，对传统中国乃至当下社会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孟子的“五行”观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由于孟子和子思具有共同的学术旨趣和特殊地位，自宋代开始多将二人视为孔子学说的嫡传，合称“思孟”。就子思对孟子的影响而言，最直接的依据，可能就是荀子所说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就后世学者的诠释来看，这里的“五行”有不同的说法，如王先谦力主为“仁、义、礼、智、信”，杨朝明先生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及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认为是“仁、义、礼、智、圣”。目前，就何谓“五行”，学术界的看法还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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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之前的“五行”应是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自然界由这五种基本的要素构成，它们相生相克，导致大自然的变化，进而影响人类命运。如《尚书·甘誓》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里的“五行”学者多解释为“五行之德”。从先秦诸子征引“五行”的状况看，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深刻影响着儒家创始人孔子。孔子曾说：“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孔子这里的“五行”与“五帝”相配，成为原始儒学体系中最核心的观念之一。
除相生相克的“五行”外，“仁、义、礼、智、信”是长期以来被后世儒家视为正统的“五行”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无疑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孔子最早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后孟子加入“智”，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尽管孔、孟都强调“信”，但将“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的发明权赋予孔、孟，目前还缺乏确切的文献依据，如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庞朴先生说：“在流传下来的孟子书上，以及相传为子思书上(《中庸》《缁衣》等)，也找不到直白无隐的可以佐证荀子的什么五行说。”当然，为诠释荀子的“五行”说，后世学者多将汉代时期形成的“五常之道”追溯到子思、孟子，甚至直指孔、孟，甚至似乎成为学术界的权威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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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文献的出土则对此说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甲卷本后有《五行》篇，其中明确把“仁、义、礼、智、圣”称为“五行”，开篇就说：“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该篇的说法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而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也与此相呼应。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陈来先生解释说：“从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出发，依据郭店竹简出土后研究的新发展，可以推定《五行》篇经部为子思作、说部为孟子作，这一结论呼应了荀子的所谓‘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可以说，新出土简帛文献似乎正在打破着以往人们对思孟之“五行”说的成见。
细心研读《孟子·尽心下》，可以发现孟子早就给予了重要的提示，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由于该说与传统的“四端”“五行”不符，有学者便将“圣人之于天道”视为后儒的“臆改”，如有学者说：“孟轲的时候，‘圣’字已经有了超人的意思，他也曾用过(如《尽心下》的‘大而化之之谓圣’)；但‘圣之于天道也’的‘圣’字，却是‘案往旧’而来……后儒无见于此，只知道‘仁义礼智信’，不知‘仁义礼智圣’，奋笔臆改，所以才出来了‘圣人之于天道也’这样的错误。”如果马王堆帛书《五行》和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记载不误，那么《荀子·非十二子》中的“五行”就应是“仁、义、礼、智、圣”，而非传统学者坚守的“仁、义、礼、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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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子“五伦”说
在鄒城孟府大门上方现存有“礼门义路”的匾额，内容出自《孟子·万章下》。孟子说：“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这里的“礼”和“义”指的是社会运行的规律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法则。孟子认为，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春秋以来社会的混乱根源于时人不遵守规矩和礼制，如杨海文先生在《我养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中说：“战国时期，一面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一面是狼烟四起。前者属于客观自然性的生存困境，后者属于政治经济性的生存困境。此外，孟子还得拷问那个时代愈来愈剧烈的礼坏乐崩，注意的焦点不得不转向伦理道德性的生存困境。”在旧的社会秩序已经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形成之际，孟子提出了“五伦”学说。
在传统观念中，“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则当属理想状态。当然，现实社会的关系特别复杂，并非只有父子、君臣，孟子归纳出五种核心的伦理，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民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孟子看来，君臣、父子、夫妇等五伦是先王们在教化百姓时凝练出的人伦思想精髓。, 百拇医药(魏衍华)
一、孟子的“五行”观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由于孟子和子思具有共同的学术旨趣和特殊地位，自宋代开始多将二人视为孔子学说的嫡传，合称“思孟”。就子思对孟子的影响而言，最直接的依据，可能就是荀子所说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就后世学者的诠释来看，这里的“五行”有不同的说法，如王先谦力主为“仁、义、礼、智、信”，杨朝明先生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及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认为是“仁、义、礼、智、圣”。目前，就何谓“五行”，学术界的看法还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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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之前的“五行”应是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自然界由这五种基本的要素构成，它们相生相克，导致大自然的变化，进而影响人类命运。如《尚书·甘誓》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里的“五行”学者多解释为“五行之德”。从先秦诸子征引“五行”的状况看，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深刻影响着儒家创始人孔子。孔子曾说：“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孔子这里的“五行”与“五帝”相配，成为原始儒学体系中最核心的观念之一。
除相生相克的“五行”外，“仁、义、礼、智、信”是长期以来被后世儒家视为正统的“五行”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无疑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孔子最早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后孟子加入“智”，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尽管孔、孟都强调“信”，但将“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的发明权赋予孔、孟，目前还缺乏确切的文献依据，如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庞朴先生说：“在流传下来的孟子书上，以及相传为子思书上(《中庸》《缁衣》等)，也找不到直白无隐的可以佐证荀子的什么五行说。”当然，为诠释荀子的“五行”说，后世学者多将汉代时期形成的“五常之道”追溯到子思、孟子，甚至直指孔、孟，甚至似乎成为学术界的权威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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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文献的出土则对此说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甲卷本后有《五行》篇，其中明确把“仁、义、礼、智、圣”称为“五行”，开篇就说：“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该篇的说法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而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也与此相呼应。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陈来先生解释说：“从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出发，依据郭店竹简出土后研究的新发展，可以推定《五行》篇经部为子思作、说部为孟子作，这一结论呼应了荀子的所谓‘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可以说，新出土简帛文献似乎正在打破着以往人们对思孟之“五行”说的成见。
细心研读《孟子·尽心下》，可以发现孟子早就给予了重要的提示，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由于该说与传统的“四端”“五行”不符，有学者便将“圣人之于天道”视为后儒的“臆改”，如有学者说：“孟轲的时候，‘圣’字已经有了超人的意思，他也曾用过(如《尽心下》的‘大而化之之谓圣’)；但‘圣之于天道也’的‘圣’字，却是‘案往旧’而来……后儒无见于此，只知道‘仁义礼智信’，不知‘仁义礼智圣’，奋笔臆改，所以才出来了‘圣人之于天道也’这样的错误。”如果马王堆帛书《五行》和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记载不误，那么《荀子·非十二子》中的“五行”就应是“仁、义、礼、智、圣”，而非传统学者坚守的“仁、义、礼、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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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子“五伦”说
在鄒城孟府大门上方现存有“礼门义路”的匾额，内容出自《孟子·万章下》。孟子说：“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这里的“礼”和“义”指的是社会运行的规律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法则。孟子认为，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春秋以来社会的混乱根源于时人不遵守规矩和礼制，如杨海文先生在《我养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中说：“战国时期，一面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一面是狼烟四起。前者属于客观自然性的生存困境，后者属于政治经济性的生存困境。此外，孟子还得拷问那个时代愈来愈剧烈的礼坏乐崩，注意的焦点不得不转向伦理道德性的生存困境。”在旧的社会秩序已经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形成之际，孟子提出了“五伦”学说。
在传统观念中，“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则当属理想状态。当然，现实社会的关系特别复杂，并非只有父子、君臣，孟子归纳出五种核心的伦理，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民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孟子看来，君臣、父子、夫妇等五伦是先王们在教化百姓时凝练出的人伦思想精髓。, 百拇医药(魏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