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杨黎光，高级记者,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得第一、二、三届中国“鲁迅文学奖”；第一、二、三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等。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十三卷),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瘟疫,人类的影子》等,其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一个用心守护爱情的传奇

    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往往是由这个民族的精英们塑造的。罗素曾经就法国贵族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进步意义做过这样的评价：“在我们这个民主时代，我们很容易忘记贵族阶级曾在不同的时代有过他们的贡献。就以爱的复兴而论，如果没有骑士制度的浪漫为它开路，那么，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成功的。”(《性爱与婚姻》53页 罗素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中国的制度不允许产生浪漫的开路者，中国也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精英阶层。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话稍作改动，套用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也适用。中国大致上只有两种知识分子，一是想攀附权贵而不得，二是已经成了权贵或权贵的附庸。

    他们有些人偶尔也会愤懑，也想改变现状，但那也仅仅是由于无法成为权贵或其附庸时所感到的“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事实上，这些知识分子的心态，与汪静之在《诗经女子选择情人的基本条件》中所说的女子是一样的，也想亲近那些握有政治权、经济权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