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遗憾呀，1950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从上海统一分配到了北京。因工作单位的保密性质，我和个簃老师的直接联系比之过去有了明显的减少。但是通信并没有终止，我的绘画也未停止，我依然经常地把作品用邮寄的方法给老师，请求个簃老师继续指教。而个簃老师则从未拒绝，每次都给我回信，我的画或篆刻、书法上也都有批语。这使我的艺术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文革开始，我和个簃老师的交往渐渐少了下来，后来竟然没有了任何联系，这使我非常地痛苦。不久，从师兄们的来信中，我得知个簃老师受到了冲击，处境十分的艰难。由于我们所在单位的特殊性，老师为了不给我造成麻烦，主动停止了来信，这使我既痛苦，又感动。

    1972年8月，我突然收到了个簃老师的来信，持久的中断联系，苦苦的思念和担心，忽然接到老师的来信，喜讯如从天降，我呆呆地望着个簃老师那熟悉的笔迹，真如同隔世一般，我禁不住泪流满面。于是，我迅速画了一帧菊花小幅寄给了个簃老师，老师回信说，看到我“依然如故”，“十分地欣慰”。他请人将这幅作品上我自己的题款挖掉，再接上一段新宣，他在上面题了一大段对我赞扬和鼓励的话语。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尤其是我的绘画艺术再生和走向成功和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一发不可收拾，休息日、节假日、业余时间我几乎将全部精力用在了绘画上。林心传先生为我打开了一个书柜，足足有数十幅作品，幅幅都有个簃老师的批语，这幅幅作品分明饱含着大师对晚生后辈的充分肯定和希望，这字里行间分明渗透着他们师生彼此间的真情厚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