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求恩精神”铸成人生的路标(2)
中西医结合,突破临床难题
西医出身的辛育龄,还非常重视学习和运用祖国传统医药学,他是我国针刺麻醉的创始人和带头人。1959年,辛育龄经脱产学习中医后,便将针灸疗法用于胸外科手术后刀口疼痛和咳痰困难的临床治疗,还相继开展了针刺麻醉的实验研究。辛育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针灸镇痛研究中取得了成功,为那些不适于药物麻醉的患者提供了安全有效的麻醉方法。为了验证麻醉效果,他甚至以身试“法”,仅通过针刺麻醉给自己做阑尾切除术。1965年,他成功运用针刺麻醉施行了肺切除手术,此法既安全简便,又减少了药物麻醉带来的并发症,成为世界首创的治疗方法,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74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团在叶剑英元帅的陪同下,观看了辛育龄主刀的针刺麻醉肺切除术,并大为赞赏。
针刺麻醉肺切除术的成功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典范,中央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与关怀。卫生部指定由北京结核病研究所作为培训基地,负责开办培训班,向全国推广此项新技术。辛育龄任全国针刺麻醉临床协作组组长,他依据手术种类的不同,又分别成立了脑外、胸外、普外、妇产科等12个针刺麻醉手术协作组。5年间,各协作组共完成各种针麻手术10万例,成功率达92%。辛育龄利用针刺麻醉亲自操作肺切除术1400多例,成功率高达98%。针刺麻醉手术的成功揭示了针灸的镇痛原理,发现通过针刺可使脑内产生内源性吗啡样物质,该发现引起了各国医学界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极大地促进了针灸技术的国际化发展。
创建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辛育龄不管受到怎样的侮辱和批斗,仍时刻以医生的职业道德来要求自己,以“白求恩精神”来激励自己,下了“批斗台”就又走上“手术台”,虽然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恶劣,但辛育龄的医学临床科研工作却从未间断过。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辛育龄的人生再一次焕发出火热的激情。1981年,他接受了筹建中日友好医院的工作重担。这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于1980年来华访问时,为增进中日友好而提出的建议。经两国政府友好协商后,签署了合同,日方总投资为165亿日元。双方代表就医院的体制、规模、性质等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我国卫生部直属领导,并定名为“中日友好医院”。医院设有1000张病床的医疗部,300张病床的康复中心,以及临床医学研究所和高级护校。然而,日方提供的165亿日元并非全部为现金,而是以物计价,即建筑材料由中国购置,而医疗仪器用日本产品。辛育龄对装备日产仪器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日本的大型高精仪器质量并不过关。于是,辛育龄提出,影像诊断、放射治疗、检验设备和电镜等高端仪器应购置欧美产品,但日方仍坚持推销日本产品。为了解决争端,辛育龄亲赴日本,专访了日本5家著名的大医院和科研单位,重点参观、调查其配置的高端仪器的价格和产地,结果有80%的仪器为欧美产品。面对这个调查结果,日方不得不答应中方的要求,将医疗仪器更换为欧美产品。
中日友好医院建成后,辛育龄一方面把精力放在医院的文化建设上,他通过各种渠道请胡耀邦题写了院名,请邓颖超题写了院词,由美术家周令钊设计院徽,音乐家施光南谱写院歌等;他还亲自主持设计了体现中西医结合含义的院旗,并确立了“患者至上,文明行医”的院风。另一方面,辛育龄还十分重视医院的人才建设,开院时所需的3000名编制人员均由卫生部分配到相关医院共同支援,辛育龄为选聘技术人员费尽心思;更让辛育龄焦虑不安的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大批精密仪器到院后无人负责接管调试,而对于那些昂贵的医疗设备,一旦管理失误,后果不堪设想。因北京市当时的人才不能满足医院科室高级领导人才的需求,辛育龄特请中央组织部特批50名进京指标,从各省市大学调来一批领军人物。辛育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终于建成了一所医教研相结合、以中西医结合为特点的国际性现代化综合医院。
开创中国电化疗学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首任院长,辛育龄面对着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临床业务和科学研究。1985年,当中日友好医院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后,辛育龄便又回到了一线临床工作上。在经过多次摸索和实验后,他又开创了我国一项新学科领域——电化疗学。
辛育龄借鉴了瑞典放射学家提出的“生物闭合电路学说”,于1988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这一用于治疗晚期肿瘤的新方法研究,并命名为“电化学疗法”。在他的指导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迈计算机公司等协助单位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高级电化学治疗仪。1999年,电化学疗法被卫生部正式批准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疗癌症患者的重要技术,并开始向全国和全世界推广。1992年,在治疗恶性肿瘤的基础上,辛育龄又开展了应用电化学疗法治疗血管瘤和血管畸形研究,并取得了极大成功。至今,电化学疗法已治疗各类肿瘤患者万余例,对不能接受手术或放化疗无效的中晚期癌症患者,其有效率为70%;电化学疗法在3000余例海绵状血管瘤患者的治疗中,显示其有效率达94.5%。
辛育龄开创的电化学疗法,为晚期肿瘤患者和血管畸形患者带来了希望,开辟了一条新的医学学科道路,此疗法被卫生部纳入“十年百项新技术推广计划”。辛育龄曾举办150余次电化学疗法培训班,为全国培养了2000余名医师,还帮助欧美等12个国家开展了电化学治疗;曾获国务院颁发的国际科技合作奖、国际生物闭合电路学会的创新奖以及多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而今,年近90的辛育龄教授仍然孜孜不倦、老当益壮,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在满腔热情地工作,以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感染着其他医生,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着自己的才华。他用大半生的光阴实践了“白求恩精神”,固守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韩同伟)
西医出身的辛育龄,还非常重视学习和运用祖国传统医药学,他是我国针刺麻醉的创始人和带头人。1959年,辛育龄经脱产学习中医后,便将针灸疗法用于胸外科手术后刀口疼痛和咳痰困难的临床治疗,还相继开展了针刺麻醉的实验研究。辛育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针灸镇痛研究中取得了成功,为那些不适于药物麻醉的患者提供了安全有效的麻醉方法。为了验证麻醉效果,他甚至以身试“法”,仅通过针刺麻醉给自己做阑尾切除术。1965年,他成功运用针刺麻醉施行了肺切除手术,此法既安全简便,又减少了药物麻醉带来的并发症,成为世界首创的治疗方法,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74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团在叶剑英元帅的陪同下,观看了辛育龄主刀的针刺麻醉肺切除术,并大为赞赏。
针刺麻醉肺切除术的成功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典范,中央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与关怀。卫生部指定由北京结核病研究所作为培训基地,负责开办培训班,向全国推广此项新技术。辛育龄任全国针刺麻醉临床协作组组长,他依据手术种类的不同,又分别成立了脑外、胸外、普外、妇产科等12个针刺麻醉手术协作组。5年间,各协作组共完成各种针麻手术10万例,成功率达92%。辛育龄利用针刺麻醉亲自操作肺切除术1400多例,成功率高达98%。针刺麻醉手术的成功揭示了针灸的镇痛原理,发现通过针刺可使脑内产生内源性吗啡样物质,该发现引起了各国医学界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极大地促进了针灸技术的国际化发展。
创建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期,辛育龄不管受到怎样的侮辱和批斗,仍时刻以医生的职业道德来要求自己,以“白求恩精神”来激励自己,下了“批斗台”就又走上“手术台”,虽然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恶劣,但辛育龄的医学临床科研工作却从未间断过。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辛育龄的人生再一次焕发出火热的激情。1981年,他接受了筹建中日友好医院的工作重担。这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于1980年来华访问时,为增进中日友好而提出的建议。经两国政府友好协商后,签署了合同,日方总投资为165亿日元。双方代表就医院的体制、规模、性质等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我国卫生部直属领导,并定名为“中日友好医院”。医院设有1000张病床的医疗部,300张病床的康复中心,以及临床医学研究所和高级护校。然而,日方提供的165亿日元并非全部为现金,而是以物计价,即建筑材料由中国购置,而医疗仪器用日本产品。辛育龄对装备日产仪器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日本的大型高精仪器质量并不过关。于是,辛育龄提出,影像诊断、放射治疗、检验设备和电镜等高端仪器应购置欧美产品,但日方仍坚持推销日本产品。为了解决争端,辛育龄亲赴日本,专访了日本5家著名的大医院和科研单位,重点参观、调查其配置的高端仪器的价格和产地,结果有80%的仪器为欧美产品。面对这个调查结果,日方不得不答应中方的要求,将医疗仪器更换为欧美产品。
中日友好医院建成后,辛育龄一方面把精力放在医院的文化建设上,他通过各种渠道请胡耀邦题写了院名,请邓颖超题写了院词,由美术家周令钊设计院徽,音乐家施光南谱写院歌等;他还亲自主持设计了体现中西医结合含义的院旗,并确立了“患者至上,文明行医”的院风。另一方面,辛育龄还十分重视医院的人才建设,开院时所需的3000名编制人员均由卫生部分配到相关医院共同支援,辛育龄为选聘技术人员费尽心思;更让辛育龄焦虑不安的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大批精密仪器到院后无人负责接管调试,而对于那些昂贵的医疗设备,一旦管理失误,后果不堪设想。因北京市当时的人才不能满足医院科室高级领导人才的需求,辛育龄特请中央组织部特批50名进京指标,从各省市大学调来一批领军人物。辛育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终于建成了一所医教研相结合、以中西医结合为特点的国际性现代化综合医院。
开创中国电化疗学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首任院长,辛育龄面对着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临床业务和科学研究。1985年,当中日友好医院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后,辛育龄便又回到了一线临床工作上。在经过多次摸索和实验后,他又开创了我国一项新学科领域——电化疗学。
辛育龄借鉴了瑞典放射学家提出的“生物闭合电路学说”,于1988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这一用于治疗晚期肿瘤的新方法研究,并命名为“电化学疗法”。在他的指导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迈计算机公司等协助单位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高级电化学治疗仪。1999年,电化学疗法被卫生部正式批准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疗癌症患者的重要技术,并开始向全国和全世界推广。1992年,在治疗恶性肿瘤的基础上,辛育龄又开展了应用电化学疗法治疗血管瘤和血管畸形研究,并取得了极大成功。至今,电化学疗法已治疗各类肿瘤患者万余例,对不能接受手术或放化疗无效的中晚期癌症患者,其有效率为70%;电化学疗法在3000余例海绵状血管瘤患者的治疗中,显示其有效率达94.5%。
辛育龄开创的电化学疗法,为晚期肿瘤患者和血管畸形患者带来了希望,开辟了一条新的医学学科道路,此疗法被卫生部纳入“十年百项新技术推广计划”。辛育龄曾举办150余次电化学疗法培训班,为全国培养了2000余名医师,还帮助欧美等12个国家开展了电化学治疗;曾获国务院颁发的国际科技合作奖、国际生物闭合电路学会的创新奖以及多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而今,年近90的辛育龄教授仍然孜孜不倦、老当益壮,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在满腔热情地工作,以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感染着其他医生,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着自己的才华。他用大半生的光阴实践了“白求恩精神”,固守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韩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