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求恩精神”铸成人生的路标(1)
记者在采访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辛育龄时,想到了毛泽东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的一段话:“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作为曾经在白求恩身边工作过的战友,辛育龄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白求恩精神”,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中,并作为人生道路的“指南针”,指导着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德艺双馨的著名医学专家。
“白求恩精神”在辛育龄从医70多年的岁月中,始终作为一种图腾般的精神支撑,促使他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患者无限热爱,对事业发展无休止地探索,使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医学事业……
白求恩身边的“小战友”
1939年初,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了冀中军区。当时正在政治部做宣传员的辛育龄,被安排担任白求恩医疗队的药剂员,协助白求恩的医疗工作。在和白求恩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辛育龄看到了白求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地工作在最危险的战斗前线,这种工作态度和医者情怀极大地感染了辛育龄。
1939年春,日军对冀中军区大扫荡,贺龙为了打击敌人,亲自组织并指挥了著名的“齐会战斗”,一举消灭了两百余名日军,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信心。据辛育龄回忆,当时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带领手术队亲赴前线阵地。同志们劝阻他别离敌人太近,可白求恩却说:距离阵地越近,就能救治越多的伤员。战斗中,日军又调来大量增援部队,贺龙司令员命令白求恩撤出阵地,而当时他正在抢救一位腹部因被炮弹炸开而致肠子外露的八路军连长,手术还没有结束。贺龙司令员派警卫员催促白求恩撤退,但白求恩仍然镇定自若,仔细止血、冲洗腹腔、还纳肠管,坚持将手术做完。大家都为他临危不惧的超人胆量和精湛技术所感动。
在平时,白求恩总是不辞辛劳地为伤员检查病情,有时甚至为伤员献出自己的血;他还经常把自己的食物送给伤员,一心一意为伤员着想。白求恩的这些举动,让年轻的辛育龄真切地体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采访中,辛育龄还讲述了另一次战斗中的经历。因日军飞机轰炸,使辛育龄牵着的驮药箱的马匹受惊而导致药品撒了一地,白求恩看到后非常生气,便跑过来斥责辛育龄。当辛育龄不顾敌人的炮火,拽住惊马,整理药箱时,白求恩发现辛育龄的左手臂在流血,就急忙叫住他说:“小鬼,你也受伤了!来,我先给你处理伤口……我不是骂你,我是恨日本侵略者!”讲到这里,辛育龄让记者看了那道一直陪伴他走过战争年代,直到今天依然留在左臂上的、由白求恩大夫亲手缝合的伤痕。这道伤痕已经成为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和白求恩大夫崇高人格与精神的见证。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同志光荣牺牲了。辛育龄深藏起内心的悲痛,将白求恩光辉不朽的精神转化成一种顽强不屈的力量和意志。当时还只是一名药剂员的他,萌生了“学医救人、学医救国”的念头,并谨记白求恩的启蒙和教诲,以白求恩为榜样,开始了新的征程。
从战士成长为医生
1940年,辛育龄根据冀中军区卫生部决定,筹备建立了冀中制药厂,当年19岁的他担任厂长。辛育龄克服了当时的一切艰难,开动脑筋、虚心求教,使药厂自主研制出应急药品扑痔母星、疥疮软膏,解决了当时困扰部队的两大顽疾——痔疾和疥疮,缓解了部队少药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辛育龄也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医学知识,逐渐向一名医生的方向成长。
1942年,辛育龄被组织上派往延安,通过培训,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辛育龄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宝贵的专业学习机会,他如饥似渴地一心扑在学习上。对于延安的生活,辛育龄回忆说:“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是极端匮乏的,可是那里的人们在精神状态上都是生龙活虎、信心百倍;尤其是在得知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地庆祝胜利,那个时刻我终身难忘!”
1945年后的解放战争时期,辛育龄根据组织安排赶往东北地区。他像白求恩一样组织医疗队,并把“白求恩精神”作为医疗队的工作准则。他们穿梭于各个战场,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医疗队的身影。东北解放后,他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医院并担任院长,为东北医疗队伍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51年,辛育龄被选派至苏联留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送往国外深造的研究生。在留学期间,他选择了学习胸腔外科,并经过近5年的刻苦学习,成长为一名具有扎实的医学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技术的外科医生。
我国胸外科的开创者
1956年,辛育龄获苏联医科院博士学位后回国,被分配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那时国内肺结核病十分猖獗,是威胁人民生命的“第一杀手”。为改变这一局面,辛育龄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废寝忘食,长期住在实验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治疗肺结核的一门新学科——胸外科创立了。
20世纪50年代,辛育龄带领胸外科医务人员,开展了治疗肺结核的各种胸外科手术:胸廓成形术、人工胸膜外气胸术、胸膜外填充术等,挽救了许多危重肺结核患者的生命。辛育龄善于总结经验,他发现上述外科手术属于萎陷疗法,不能根除病灶,并且给患者胸部造成畸形和致残;尤其是不能治疗空洞型肺结核合并大咯血的患者,不少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咯血患者因治疗不当而发生窒息性死亡。为了解决此项难题,辛育龄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和准备工作:明确咯血的原因和定位——心肺功能监测——双腔支气管插管——麻醉方法及术后监护。在他的努力下,成功地治疗了200余例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咯血患者。该项创新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并挽救了大量重症肺结核患者的生命,获得了“卫生部技术革新奖”。
20世纪60年代,肺切除手术后支气管瘘的发生率很高,达8%~10%,常导致患者死亡,严重影响了肺切除手术的开展及临床疗效。为了攻克此致命性并发症,辛育龄反复研究肺切除时对支气管残端的处理方法。经过多次动物实验和残端愈合的病理观察,终于创新出了支气管残端黏膜外缝合方法。经4000例手术观察,支气管瘘的发生率仅为0.4%,基本上杜绝了该术后并发症,提高了治疗效果,保证了手术安全,该方法荣获“国务院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辛育龄还率先完成了气管袖状切除吻合法,首创了食管癌切除纵隔内吻合法,改进了肺切除治疗肿瘤和食管癌切除的技术操作规程,减少了术后合并症,并荣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20世纪70年代,辛育龄通过大量的动物肺移植实验,获得了有关肺移植手术及肺移植后抗排斥反应的宝贵经验,开国内肺移植手术之先河。1979年,辛育龄成功完成了2例人肺移植手术,这对此后人肺移植手术的开展而言,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填补了我国肺移植科研领域的空白,为此,他荣获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20世纪80年代,辛育龄主持我国各民族的白细胞分型调研工作,并创建了我国HLA细胞系库,为我国开展人体免疫治疗和脏器移植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1956年至2004年,辛育龄一直主持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工作,共完成了15000余例胸部手术,先后培养出20余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辛育龄的带动下,还建立了我国胸外科教研一体化的医学教育体系,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胸外科人才。 (韩同伟)
作为曾经在白求恩身边工作过的战友,辛育龄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白求恩精神”,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中,并作为人生道路的“指南针”,指导着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德艺双馨的著名医学专家。
“白求恩精神”在辛育龄从医70多年的岁月中,始终作为一种图腾般的精神支撑,促使他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患者无限热爱,对事业发展无休止地探索,使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医学事业……
白求恩身边的“小战友”
1939年初,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了冀中军区。当时正在政治部做宣传员的辛育龄,被安排担任白求恩医疗队的药剂员,协助白求恩的医疗工作。在和白求恩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辛育龄看到了白求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地工作在最危险的战斗前线,这种工作态度和医者情怀极大地感染了辛育龄。
1939年春,日军对冀中军区大扫荡,贺龙为了打击敌人,亲自组织并指挥了著名的“齐会战斗”,一举消灭了两百余名日军,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信心。据辛育龄回忆,当时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带领手术队亲赴前线阵地。同志们劝阻他别离敌人太近,可白求恩却说:距离阵地越近,就能救治越多的伤员。战斗中,日军又调来大量增援部队,贺龙司令员命令白求恩撤出阵地,而当时他正在抢救一位腹部因被炮弹炸开而致肠子外露的八路军连长,手术还没有结束。贺龙司令员派警卫员催促白求恩撤退,但白求恩仍然镇定自若,仔细止血、冲洗腹腔、还纳肠管,坚持将手术做完。大家都为他临危不惧的超人胆量和精湛技术所感动。
在平时,白求恩总是不辞辛劳地为伤员检查病情,有时甚至为伤员献出自己的血;他还经常把自己的食物送给伤员,一心一意为伤员着想。白求恩的这些举动,让年轻的辛育龄真切地体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采访中,辛育龄还讲述了另一次战斗中的经历。因日军飞机轰炸,使辛育龄牵着的驮药箱的马匹受惊而导致药品撒了一地,白求恩看到后非常生气,便跑过来斥责辛育龄。当辛育龄不顾敌人的炮火,拽住惊马,整理药箱时,白求恩发现辛育龄的左手臂在流血,就急忙叫住他说:“小鬼,你也受伤了!来,我先给你处理伤口……我不是骂你,我是恨日本侵略者!”讲到这里,辛育龄让记者看了那道一直陪伴他走过战争年代,直到今天依然留在左臂上的、由白求恩大夫亲手缝合的伤痕。这道伤痕已经成为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和白求恩大夫崇高人格与精神的见证。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同志光荣牺牲了。辛育龄深藏起内心的悲痛,将白求恩光辉不朽的精神转化成一种顽强不屈的力量和意志。当时还只是一名药剂员的他,萌生了“学医救人、学医救国”的念头,并谨记白求恩的启蒙和教诲,以白求恩为榜样,开始了新的征程。
从战士成长为医生
1940年,辛育龄根据冀中军区卫生部决定,筹备建立了冀中制药厂,当年19岁的他担任厂长。辛育龄克服了当时的一切艰难,开动脑筋、虚心求教,使药厂自主研制出应急药品扑痔母星、疥疮软膏,解决了当时困扰部队的两大顽疾——痔疾和疥疮,缓解了部队少药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辛育龄也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医学知识,逐渐向一名医生的方向成长。
1942年,辛育龄被组织上派往延安,通过培训,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辛育龄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宝贵的专业学习机会,他如饥似渴地一心扑在学习上。对于延安的生活,辛育龄回忆说:“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是极端匮乏的,可是那里的人们在精神状态上都是生龙活虎、信心百倍;尤其是在得知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地庆祝胜利,那个时刻我终身难忘!”
1945年后的解放战争时期,辛育龄根据组织安排赶往东北地区。他像白求恩一样组织医疗队,并把“白求恩精神”作为医疗队的工作准则。他们穿梭于各个战场,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医疗队的身影。东北解放后,他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医院并担任院长,为东北医疗队伍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51年,辛育龄被选派至苏联留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送往国外深造的研究生。在留学期间,他选择了学习胸腔外科,并经过近5年的刻苦学习,成长为一名具有扎实的医学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技术的外科医生。
我国胸外科的开创者
1956年,辛育龄获苏联医科院博士学位后回国,被分配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那时国内肺结核病十分猖獗,是威胁人民生命的“第一杀手”。为改变这一局面,辛育龄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废寝忘食,长期住在实验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治疗肺结核的一门新学科——胸外科创立了。
20世纪50年代,辛育龄带领胸外科医务人员,开展了治疗肺结核的各种胸外科手术:胸廓成形术、人工胸膜外气胸术、胸膜外填充术等,挽救了许多危重肺结核患者的生命。辛育龄善于总结经验,他发现上述外科手术属于萎陷疗法,不能根除病灶,并且给患者胸部造成畸形和致残;尤其是不能治疗空洞型肺结核合并大咯血的患者,不少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咯血患者因治疗不当而发生窒息性死亡。为了解决此项难题,辛育龄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和准备工作:明确咯血的原因和定位——心肺功能监测——双腔支气管插管——麻醉方法及术后监护。在他的努力下,成功地治疗了200余例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咯血患者。该项创新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并挽救了大量重症肺结核患者的生命,获得了“卫生部技术革新奖”。
20世纪60年代,肺切除手术后支气管瘘的发生率很高,达8%~10%,常导致患者死亡,严重影响了肺切除手术的开展及临床疗效。为了攻克此致命性并发症,辛育龄反复研究肺切除时对支气管残端的处理方法。经过多次动物实验和残端愈合的病理观察,终于创新出了支气管残端黏膜外缝合方法。经4000例手术观察,支气管瘘的发生率仅为0.4%,基本上杜绝了该术后并发症,提高了治疗效果,保证了手术安全,该方法荣获“国务院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辛育龄还率先完成了气管袖状切除吻合法,首创了食管癌切除纵隔内吻合法,改进了肺切除治疗肿瘤和食管癌切除的技术操作规程,减少了术后合并症,并荣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20世纪70年代,辛育龄通过大量的动物肺移植实验,获得了有关肺移植手术及肺移植后抗排斥反应的宝贵经验,开国内肺移植手术之先河。1979年,辛育龄成功完成了2例人肺移植手术,这对此后人肺移植手术的开展而言,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填补了我国肺移植科研领域的空白,为此,他荣获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20世纪80年代,辛育龄主持我国各民族的白细胞分型调研工作,并创建了我国HLA细胞系库,为我国开展人体免疫治疗和脏器移植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1956年至2004年,辛育龄一直主持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工作,共完成了15000余例胸部手术,先后培养出20余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辛育龄的带动下,还建立了我国胸外科教研一体化的医学教育体系,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胸外科人才。 (韩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