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姓“中”
摘 要:“中医姓中”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其基本涵义是中医事业的建设应该遵循中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前中国的中医医院大量借用西医的诊断和治疗，出现了严重的西医化现象，越来越失去中医医院的本色，以致人民群众看病找不到地道的中医，已引起政府高层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中医教育和中医研究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从现代中医事业发展的历史和中医事业西医化的演变过程分析中医异化的远因和近因、政策因素和学术因素、环境因素和内部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和建设意见，以期使中医复归于“中”，使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真正具有中国特色，走“中西医并重”的道路。
关键词：中医本色；中医异化；中医改革；中西医并重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08)01-005-05
中医姓“中”，首先是针对当代中医医院失去中医本色(或称缺乏中医特色)、存在全面西医化倾向而引发的一种学术呼吁和社会反应。这一问题看起来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根子很深，牵涉面很广。它深刻地反映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提示了当今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不可低估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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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工业化和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西学东渐之风日益强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国知识界痛定思痛，进一步学习西方，以图变法自强。戊戌变法，洋务运动，都推进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但核心问题是政府当局的主导思想对传统医学的态度。
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是一个效法西方模式的政府，一切以西方马首是瞻。
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学与民主，在摧毁封建体制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动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传统文化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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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成为中国社会民主与专制、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科学与愚昧的政治分野。西方现代科学的定理、规范、制度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显然使中医学在劫难逃。1912年，民国政府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大专学校只设西医课程，拒绝设置中医课程。当时有一所培养中医的南京中医学校，当即被南京民政司强行取缔。为此，全国19省医药团体赴京请愿，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两次拒绝。汪大燮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求(中医学校)立案一事，难以照准。”尽管全国上下舆论哗然，抗议不绝，但民国政府教育部废除中医的主张从未改变。1929年，民国政府成立了卫生部，随即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让一个中医参加。会上抛出四项废止、限制中医药的提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打着“医学革命”旗号的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宣称：“废止中医，乃国之大计”，“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提案通过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这就是中国医学史上有名的“三•一七”斗争。一直到1949年，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的斗争，不绝于史。这些斗争的内容，包括争取中医药的行医权、教育权、合法经营权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争取中医和西医平等相待；另一条是争取中医独立自主的行政管理权，反对中医从属于西医，反对神甫管理和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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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西学，贬低中学；独尊西医，罢黜中医的大潮中，余云岫的观点最为明确。他把取缔中医提高到“医学革命”的高度。他写的《灵素商兑》一书反映了他对中医有过一定的研究。与余云岫相比，今天提出“告别中医中药”的张功耀先生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从立法上“废止中医”，世界上是有过先例的。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以后，在医药领域采取“扶洋抑汉”政策，独尊西医，压制排斥汉医。到1895年2月，日本议会以105票对78票以27票之差否决了汉医界提出的《医师执照规则修改法律案》，从立法上否定了汉医的合法存在，使当时的一代汉医泣血祖茔，应时而亡。
民国政府取缔中医的政策因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而无暇顾及，但西方科学主导中国文化的潮流依然奔涌向前，改造中医，异化中医，歪曲“中西医结合乃发展中医”之本意，宣扬“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这一切都成为“医学革命”之后驱。我曾经在1989年写的《坚持走自己的路》一文中说过：“今天的中医，已非昔日的原型，而是在自然科学全盘西化的潮流中，已经被挤压、被剥蚀、被扭曲、被阉割、被涂抹、被零售、被剽窃，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被异化了的中医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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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中医学经历的曲折历史过程，今天出现的中医医院全面西医化的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2 力挽狂澜，迷茫于过度市场化之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当时的卫生部少数领导干部依然歧视中医，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封建医”，“中医只能起精神慰籍的作用”，“在西医没有普及以前，暂住保留它们，以后逐步替代。”并采取了一整套用西医知识考试中医、用西医标准限制中医，用西医课程培训中医以及不许中医开业、不许中医办学、不许中医带徒等行政措施。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中央政府撤销了贺诚、王斌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正部长是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1954年11月10日)，国家决定建立中国中医研究院，建立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四所中医学院，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中医医院。可惜好景不长，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许多单位精简下放，一部分中医医院也被取消。不少人甚至提出要砍掉十多所中医学院，由于1962年5月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呼吁“恳请保留各省市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才得以保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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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整体上重创了传统文化，打击了革命干部和文化人士，中医成为早期打倒的“牛鬼蛇神”。但随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发展“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提倡一根针、一把草和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在客观上对恢复中医的农村基础起了一定的作用。十年“文革”甫一结束，中央于1978年9月转发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即(78)56号文件。邓小平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1978年以后的20年，是中国中医药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整旗鼓、努力振兴的20年。各地中医事业逐步恢复与发展。但当时，不少中医医院缺乏中医特色，人才结构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健全。在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倡导和主持下，1982年4月于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著名的“衡阳会议”。
衡阳会议的主题就是“突出中医特色”，明确提出“中医医院必须坚持突出中医特色的办院方向”，“要把中医医院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把中医学院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学院。”崔月犁在大会上说，“中医医院要有中医特色，不能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引者按：梅兰芳是京剧艺术大师，代表传统文化；朱逢博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美声歌唱家，代表现代唱法)。这是近代中医史上端正中医医院办院方向、突出中医特色、防止中医走西医化道路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决策会议。崔月犁怀着“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宏大抱负，力挽狂澜，藉以扭转中医医院西医化的倾向。这次会议反映了崔月犁和中医界人士一道坚持中医姓“中”的原旨，甘冒一切诋毁和风险，逆着趋时的薰风，拨转中医事业航向的坚强决心，从而大大鼓舞了全国中医队伍的士气，为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湖北籍的全国著名老中医李今庸先生写诗道：“慧眼独具识杏林，岐黄殿堂一伟人。志在深山探宝藏，未暇顾及路不平。大智大勇倡特色，衡阳会议见精神。”, http://www.100md.com(诸国本)
关键词：中医本色；中医异化；中医改革；中西医并重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08)01-005-05
中医姓“中”，首先是针对当代中医医院失去中医本色(或称缺乏中医特色)、存在全面西医化倾向而引发的一种学术呼吁和社会反应。这一问题看起来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根子很深，牵涉面很广。它深刻地反映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提示了当今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不可低估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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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工业化和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西学东渐之风日益强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国知识界痛定思痛，进一步学习西方，以图变法自强。戊戌变法，洋务运动，都推进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但核心问题是政府当局的主导思想对传统医学的态度。
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是一个效法西方模式的政府，一切以西方马首是瞻。
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学与民主，在摧毁封建体制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动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传统文化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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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成为中国社会民主与专制、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科学与愚昧的政治分野。西方现代科学的定理、规范、制度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显然使中医学在劫难逃。1912年，民国政府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大专学校只设西医课程，拒绝设置中医课程。当时有一所培养中医的南京中医学校，当即被南京民政司强行取缔。为此，全国19省医药团体赴京请愿，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两次拒绝。汪大燮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求(中医学校)立案一事，难以照准。”尽管全国上下舆论哗然，抗议不绝，但民国政府教育部废除中医的主张从未改变。1929年，民国政府成立了卫生部，随即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让一个中医参加。会上抛出四项废止、限制中医药的提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打着“医学革命”旗号的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宣称：“废止中医，乃国之大计”，“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提案通过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全国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这就是中国医学史上有名的“三•一七”斗争。一直到1949年，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的斗争，不绝于史。这些斗争的内容，包括争取中医药的行医权、教育权、合法经营权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争取中医和西医平等相待；另一条是争取中医独立自主的行政管理权，反对中医从属于西医，反对神甫管理和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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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西学，贬低中学；独尊西医，罢黜中医的大潮中，余云岫的观点最为明确。他把取缔中医提高到“医学革命”的高度。他写的《灵素商兑》一书反映了他对中医有过一定的研究。与余云岫相比，今天提出“告别中医中药”的张功耀先生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从立法上“废止中医”，世界上是有过先例的。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以后，在医药领域采取“扶洋抑汉”政策，独尊西医，压制排斥汉医。到1895年2月，日本议会以105票对78票以27票之差否决了汉医界提出的《医师执照规则修改法律案》，从立法上否定了汉医的合法存在，使当时的一代汉医泣血祖茔，应时而亡。
民国政府取缔中医的政策因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而无暇顾及，但西方科学主导中国文化的潮流依然奔涌向前，改造中医，异化中医，歪曲“中西医结合乃发展中医”之本意，宣扬“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这一切都成为“医学革命”之后驱。我曾经在1989年写的《坚持走自己的路》一文中说过：“今天的中医，已非昔日的原型，而是在自然科学全盘西化的潮流中，已经被挤压、被剥蚀、被扭曲、被阉割、被涂抹、被零售、被剽窃，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被异化了的中医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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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中医学经历的曲折历史过程，今天出现的中医医院全面西医化的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2 力挽狂澜，迷茫于过度市场化之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当时的卫生部少数领导干部依然歧视中医，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封建医”，“中医只能起精神慰籍的作用”，“在西医没有普及以前，暂住保留它们，以后逐步替代。”并采取了一整套用西医知识考试中医、用西医标准限制中医，用西医课程培训中医以及不许中医开业、不许中医办学、不许中医带徒等行政措施。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中央政府撤销了贺诚、王斌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正部长是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1954年11月10日)，国家决定建立中国中医研究院，建立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四所中医学院，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中医医院。可惜好景不长，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许多单位精简下放，一部分中医医院也被取消。不少人甚至提出要砍掉十多所中医学院，由于1962年5月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呼吁“恳请保留各省市中医学院”，中医学院才得以保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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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整体上重创了传统文化，打击了革命干部和文化人士，中医成为早期打倒的“牛鬼蛇神”。但随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发展“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提倡一根针、一把草和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在客观上对恢复中医的农村基础起了一定的作用。十年“文革”甫一结束，中央于1978年9月转发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即(78)56号文件。邓小平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
1978年以后的20年，是中国中医药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整旗鼓、努力振兴的20年。各地中医事业逐步恢复与发展。但当时，不少中医医院缺乏中医特色，人才结构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健全。在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倡导和主持下，1982年4月于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著名的“衡阳会议”。
衡阳会议的主题就是“突出中医特色”，明确提出“中医医院必须坚持突出中医特色的办院方向”，“要把中医医院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把中医学院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学院。”崔月犁在大会上说，“中医医院要有中医特色，不能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引者按：梅兰芳是京剧艺术大师，代表传统文化；朱逢博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美声歌唱家，代表现代唱法)。这是近代中医史上端正中医医院办院方向、突出中医特色、防止中医走西医化道路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决策会议。崔月犁怀着“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宏大抱负，力挽狂澜，藉以扭转中医医院西医化的倾向。这次会议反映了崔月犁和中医界人士一道坚持中医姓“中”的原旨，甘冒一切诋毁和风险，逆着趋时的薰风，拨转中医事业航向的坚强决心，从而大大鼓舞了全国中医队伍的士气，为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湖北籍的全国著名老中医李今庸先生写诗道：“慧眼独具识杏林，岐黄殿堂一伟人。志在深山探宝藏，未暇顾及路不平。大智大勇倡特色，衡阳会议见精神。”, http://www.100md.com(诸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