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抬高房价
我们从“一九四二”开始说起,当年河南大灾荒把中原难民逼到了陕西,出人意料地推高了宝鸡和铜川这两个城市的房价。
事实上,灾荒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人口迁徙必然使迁徙地的住房供应紧张,住房一紧张,房价必然上涨。这是个基本规律。
有些哥们儿会提出异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一样发生了大灾荒,怎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房价怎么没有上涨?
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管得严。出个门都得找领导开介绍信,否则逃荒到外地,搞不好被民兵当成特务给抓起来,老百姓都被牢牢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想迁徙也不敢啊!再说了,那时候的饥荒是普遍性的,全国都在闹饥荒,往哪儿逃荒去?还有,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农村宅基是集体的,城里房子是国家的,市场上根本就不存在交易,房价怎么上涨?
所以六十年代的大灾荒是个特例,它不具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灾荒,还是发生在民国。
“一九四二”说得够多了,今天咱们再换几个事例。
1939年,华北闹水灾,河北全省、山东西部、山西东北部,三个省的100多个县变成一片泽国,茫茫大水冲走了人畜、泡塌了房屋、淹死了庄稼。等积水慢慢退去,幸存下来的灾民没有饭吃,而且到处闹瘟疫,有的逃往东北,有的来到天津。天津也被洪水淹过,但毕竟它是大城市,是抢险救灾的重心,有钱人也多,慈善家也多,外国教士和中国富商每天在城区舍粥、发药、收养弃儿、收埋尸体,能给无路可走的老百姓提供一条活路。所以从1939年秋天开始,半年之内就有20万灾民涌进天津。
这些灾民基本上都买不起房,可是他们得租房,于是天津房租暴涨。那时候,天津正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伪政府仿造日本本土的做法(当时日本也在闹房荒),出台了《房租管制令》,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控住房市场,把房租上涨的劲头打压下去。结果他们失败了,因为在需求严重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居住成本不可能不上涨,即使政府强行规定一个房租标准,房东们也会通过加收押金、打扫费、开门费以及让房客代缴房捐等等方式把实际租金抬上去——反正收多少钱都有人租,人家凭什么不多收?
华北刚闹完水灾不到一年,江南也闹起水灾来了。1940年,绍兴、宁波两地饱受台风和暴雨之害,水灾之后,颗粒无收,老百姓也纷纷逃荒。江浙一带的老规矩,地方一受灾,首选的避难所就是上海,因为上海最繁华,有钱人最多,糊口的机会也最多。于是,“甬、绍贫家因不堪荒劫,逃荒来沪者络绎不绝。”(1940年6月14日《申报》)一到上海,灾民就定居下来,再也不回老家了,因为农村经济已经完全崩溃,在家种稻养蚕忙活一年,收获时却找不到销路,交完苛捐杂税再算细账,连种子钱都要赔进去,而一个十几岁的宁波小姑娘跑到上海“吃人家饭”(当时江浙俗语,即当保姆),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挣三块大洋,够在老家买一亩地了(1941年慈溪稻田一亩只卖几块大洋)。
上海的房价本来就高(民国上海房价一直稳居全国首位,均价是北京的十几倍),再来那么多“乡下人”,房价当然会更高,给早些年定居上海但是始终没有买得起房的居民带来了生活压力。这些人排斥后来者,请求正在统治上海的日本人把难民赶出去,日本人为了市容起见,开始“疏散无居沪必要之难民”(1942年3月2日《申报》),让“宁波旅沪同乡会”等民间团体出面,限期劝返灾民回老家。
写到这儿我发现,有些中国人总是很健忘,好比挤公交,没挤上去的时候大呼别走,一旦挤上去就赶紧关门,完全忘了他自己刚才还在下面往上挤,他们跟民国时代那些借日本人势力驱赶难民同胞的家伙都是一样的,都是极端自私而且极端健忘。
不过自私不可怕,健忘也不可怕,最可怕的还是地区发展太不均衡——假如民国人在老家能够不挨饿,他们犯不着往大城市挤;假如现代人在中小城市也能享受到不错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发展机会,傻子才愿意跑到北上广。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图/陈明贵), 百拇医药(李开周)
事实上,灾荒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人口迁徙必然使迁徙地的住房供应紧张,住房一紧张,房价必然上涨。这是个基本规律。
有些哥们儿会提出异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一样发生了大灾荒,怎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房价怎么没有上涨?
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管得严。出个门都得找领导开介绍信,否则逃荒到外地,搞不好被民兵当成特务给抓起来,老百姓都被牢牢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想迁徙也不敢啊!再说了,那时候的饥荒是普遍性的,全国都在闹饥荒,往哪儿逃荒去?还有,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农村宅基是集体的,城里房子是国家的,市场上根本就不存在交易,房价怎么上涨?
所以六十年代的大灾荒是个特例,它不具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灾荒,还是发生在民国。
“一九四二”说得够多了,今天咱们再换几个事例。
1939年,华北闹水灾,河北全省、山东西部、山西东北部,三个省的100多个县变成一片泽国,茫茫大水冲走了人畜、泡塌了房屋、淹死了庄稼。等积水慢慢退去,幸存下来的灾民没有饭吃,而且到处闹瘟疫,有的逃往东北,有的来到天津。天津也被洪水淹过,但毕竟它是大城市,是抢险救灾的重心,有钱人也多,慈善家也多,外国教士和中国富商每天在城区舍粥、发药、收养弃儿、收埋尸体,能给无路可走的老百姓提供一条活路。所以从1939年秋天开始,半年之内就有20万灾民涌进天津。
这些灾民基本上都买不起房,可是他们得租房,于是天津房租暴涨。那时候,天津正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伪政府仿造日本本土的做法(当时日本也在闹房荒),出台了《房租管制令》,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控住房市场,把房租上涨的劲头打压下去。结果他们失败了,因为在需求严重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居住成本不可能不上涨,即使政府强行规定一个房租标准,房东们也会通过加收押金、打扫费、开门费以及让房客代缴房捐等等方式把实际租金抬上去——反正收多少钱都有人租,人家凭什么不多收?
华北刚闹完水灾不到一年,江南也闹起水灾来了。1940年,绍兴、宁波两地饱受台风和暴雨之害,水灾之后,颗粒无收,老百姓也纷纷逃荒。江浙一带的老规矩,地方一受灾,首选的避难所就是上海,因为上海最繁华,有钱人最多,糊口的机会也最多。于是,“甬、绍贫家因不堪荒劫,逃荒来沪者络绎不绝。”(1940年6月14日《申报》)一到上海,灾民就定居下来,再也不回老家了,因为农村经济已经完全崩溃,在家种稻养蚕忙活一年,收获时却找不到销路,交完苛捐杂税再算细账,连种子钱都要赔进去,而一个十几岁的宁波小姑娘跑到上海“吃人家饭”(当时江浙俗语,即当保姆),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挣三块大洋,够在老家买一亩地了(1941年慈溪稻田一亩只卖几块大洋)。
上海的房价本来就高(民国上海房价一直稳居全国首位,均价是北京的十几倍),再来那么多“乡下人”,房价当然会更高,给早些年定居上海但是始终没有买得起房的居民带来了生活压力。这些人排斥后来者,请求正在统治上海的日本人把难民赶出去,日本人为了市容起见,开始“疏散无居沪必要之难民”(1942年3月2日《申报》),让“宁波旅沪同乡会”等民间团体出面,限期劝返灾民回老家。
写到这儿我发现,有些中国人总是很健忘,好比挤公交,没挤上去的时候大呼别走,一旦挤上去就赶紧关门,完全忘了他自己刚才还在下面往上挤,他们跟民国时代那些借日本人势力驱赶难民同胞的家伙都是一样的,都是极端自私而且极端健忘。
不过自私不可怕,健忘也不可怕,最可怕的还是地区发展太不均衡——假如民国人在老家能够不挨饿,他们犯不着往大城市挤;假如现代人在中小城市也能享受到不错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发展机会,傻子才愿意跑到北上广。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图/陈明贵), 百拇医药(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