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简体字胎死腹中
虽然没有显赫的官职，罗家伦的五四功绩，以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招牌，仍让他在台湾赫赫有名；也许比不上胡适、傅斯年，但他在知识分子与文人圈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向来处世圆滑的罗家伦，却在文化政策与文艺工作上跌了次大跟头，成为国民党迁台初期各方势力围剿的公敌，这就是“提倡简体字”风波。
主张中文字体简化并非始自中共主政后，早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代，钱玄同就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减省汉字笔化方案》；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324个俗体简字，虽有罗家伦与吴稚晖大力鼓吹，因抗日战争爆发，以及戴季陶等人全力反对，并未正式推行；其后又由国民政府中研院公布刘复等人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蒋介石也曾提到，标语用字应尽力避免十画以上难字，以免识字不多的学生或民众费解。
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坚决主张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必须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包括胡适在内，很多人都认为简化文字不但有必要，并且“简得好”，早在1923年，《国语月刊》就提倡破体字与简体字，避免笔画太多的汉字形成书写障碍。是以，罗家伦提倡简体字有其一贯的学术信仰背景。
1953年6月30日，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受聘为国民党“教育部”简体字研究委员，负责简化部首的工作。作为新文化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者之一，罗家伦以一篇万余字专文，公开提倡中文字体简化。
同年9月10日，罗家伦在国民党“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再度提倡简体字，强调欲保存中国文字，须简化中国文字。他指出，文字必须大众化，属于大众的文字不能大众化，如何能行之有效？尤其文字旨在表情达意，非文人欣赏品，所以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到楷书，简化是中国文字的必然发展，并主张推行简体字必须率先寻求标准化、部首简单化。 这番论调受到舆论支持，蒋介石也指示：“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
不过台海情势紧绷，加上守旧派不满，简字运动招致很大反弹。1954年2月，国民党立委廖维藩发动106名立委连署，以“毁灭中国文字及国家命脉”为由，主张通过正式决议，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传统文化，危及国家命脉，应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反对者高声批判罗家伦“和中共隔海和唱，共同为民族文化罪人”，“是不肖知识分子”，“类似匪谍行为”。支持者、反对者激烈论战，双方立场南辕北辙，冲突一触即发。
反对者透过各种管道发声：批判提倡简体字是“集错字、古字、俗字的大成”；反对文字进化规律用传统造字六书原则是错误心态；质疑提倡简字有助国家文化发展的说法，强调整理文字、增添新字，必须有简要规律，不应混乱；并指中华文化的成就，从未因文字没有简化而有减损，轻率为之反而有危国家命脉。
面对批判，罗家伦在国民党党办《中央日报》上，一连连载四天《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长文，强调制定文字政策需重视中国传统社会面对的知识平均分配问题，认为繁复难学的中文增加了中国社会在知识学习方面的困难，简化中文字体是简化学习的工具，也是使中国加速进步，扩大知识平均分配的关键。
1954年3月4日他又为文主张，变革现行文字的计划应采取承认已简化字或简体字，以求顺乎时代，让文字浅显易懂。是以简化规则应循最古的简体字、汉魏以来碑帖墨迹、宋元以来木刻书、军中文书常见简体字、民间常用简字等项目选取。面对种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与人身攻击，他为文皆着重于理念伸张，并未为个人辩驳。
但是中国大陆推动汉字简化运动是不争事实，除了在抗战时期创造的“解放字”外，1952年2月，中国大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及民国以来主张汉字简化学者们的建议，于1954年底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顿时让罗家伦的处境尴尬且艰难。
面对责难，罗家伦拿出客观数据统计佐证。他说，“臺灣”与“台湾”，谁难谁易？是否耗费时间？一看可知。小学一年级基本字549个，十画以下仅331个；小学六年期间，用字4030个，十笔以下只有1472个，比例偏低，对学生而言太繁重。
他主张，简体字是相约俗成的习惯，是生活必需。追忆当年五四前后推动新文学革命，实赖北洋军阀不杯葛，才让国语课本迅速改为白话，因此简化书写应从取消禁用简体字的命令开始。但他澄清，并未全面强迫使用简体字。
罗家伦强调中国文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文字简化可节省时间，才能多花力气在学术而非文字上，让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胡适在中国语文学会座谈中也呼应，简体字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简则易行，对发扬文化关系重大。但背负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红帽子压力，罗家伦显然已无力回天。
反对者在台湾“立法院”集结力量，批判简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义，甚至毁灭文化，因此全面简化只是斗争传统文字与六书原则，并未改革，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台湾“教育部”开始发放罗家伦所撰《简体字运动小册》，将内部讨论可开放通用的简体字公之于世，更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酝酿反弹，终于让简体字运动胎死腹中。
1956年6月7日，国民政府透过教育部公报宣示，认定中共为毁灭传统文字，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必须急速彻底予以纠正，规定各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不得写简体字，并且书写文字必须一律依传统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横排或横写。此一宣示虽出自国共斗争的政治动机，却意外为中国传统文字留下最后一块生存据点，时至今日，全球华人有十余亿，使用传统文字的仅约港澳台的三千万人，若要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应不为过。
(摘自《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黄文红), http://www.100md.com(师永刚)
主张中文字体简化并非始自中共主政后，早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代，钱玄同就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减省汉字笔化方案》；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324个俗体简字，虽有罗家伦与吴稚晖大力鼓吹，因抗日战争爆发，以及戴季陶等人全力反对，并未正式推行；其后又由国民政府中研院公布刘复等人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蒋介石也曾提到，标语用字应尽力避免十画以上难字，以免识字不多的学生或民众费解。
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坚决主张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必须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包括胡适在内，很多人都认为简化文字不但有必要，并且“简得好”，早在1923年，《国语月刊》就提倡破体字与简体字，避免笔画太多的汉字形成书写障碍。是以，罗家伦提倡简体字有其一贯的学术信仰背景。
1953年6月30日，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受聘为国民党“教育部”简体字研究委员，负责简化部首的工作。作为新文化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者之一，罗家伦以一篇万余字专文，公开提倡中文字体简化。
同年9月10日，罗家伦在国民党“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再度提倡简体字，强调欲保存中国文字，须简化中国文字。他指出，文字必须大众化，属于大众的文字不能大众化，如何能行之有效？尤其文字旨在表情达意，非文人欣赏品，所以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到楷书，简化是中国文字的必然发展，并主张推行简体字必须率先寻求标准化、部首简单化。 这番论调受到舆论支持，蒋介石也指示：“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
不过台海情势紧绷，加上守旧派不满，简字运动招致很大反弹。1954年2月，国民党立委廖维藩发动106名立委连署，以“毁灭中国文字及国家命脉”为由，主张通过正式决议，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传统文化，危及国家命脉，应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反对者高声批判罗家伦“和中共隔海和唱，共同为民族文化罪人”，“是不肖知识分子”，“类似匪谍行为”。支持者、反对者激烈论战，双方立场南辕北辙，冲突一触即发。
反对者透过各种管道发声：批判提倡简体字是“集错字、古字、俗字的大成”；反对文字进化规律用传统造字六书原则是错误心态；质疑提倡简字有助国家文化发展的说法，强调整理文字、增添新字，必须有简要规律，不应混乱；并指中华文化的成就，从未因文字没有简化而有减损，轻率为之反而有危国家命脉。
面对批判，罗家伦在国民党党办《中央日报》上，一连连载四天《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长文，强调制定文字政策需重视中国传统社会面对的知识平均分配问题，认为繁复难学的中文增加了中国社会在知识学习方面的困难，简化中文字体是简化学习的工具，也是使中国加速进步，扩大知识平均分配的关键。
1954年3月4日他又为文主张，变革现行文字的计划应采取承认已简化字或简体字，以求顺乎时代，让文字浅显易懂。是以简化规则应循最古的简体字、汉魏以来碑帖墨迹、宋元以来木刻书、军中文书常见简体字、民间常用简字等项目选取。面对种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与人身攻击，他为文皆着重于理念伸张，并未为个人辩驳。
但是中国大陆推动汉字简化运动是不争事实，除了在抗战时期创造的“解放字”外，1952年2月，中国大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及民国以来主张汉字简化学者们的建议，于1954年底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顿时让罗家伦的处境尴尬且艰难。
面对责难，罗家伦拿出客观数据统计佐证。他说，“臺灣”与“台湾”，谁难谁易？是否耗费时间？一看可知。小学一年级基本字549个，十画以下仅331个；小学六年期间，用字4030个，十笔以下只有1472个，比例偏低，对学生而言太繁重。
他主张，简体字是相约俗成的习惯，是生活必需。追忆当年五四前后推动新文学革命，实赖北洋军阀不杯葛，才让国语课本迅速改为白话，因此简化书写应从取消禁用简体字的命令开始。但他澄清，并未全面强迫使用简体字。
罗家伦强调中国文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文字简化可节省时间，才能多花力气在学术而非文字上，让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胡适在中国语文学会座谈中也呼应，简体字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简则易行，对发扬文化关系重大。但背负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红帽子压力，罗家伦显然已无力回天。
反对者在台湾“立法院”集结力量，批判简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义，甚至毁灭文化，因此全面简化只是斗争传统文字与六书原则，并未改革，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台湾“教育部”开始发放罗家伦所撰《简体字运动小册》，将内部讨论可开放通用的简体字公之于世，更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酝酿反弹，终于让简体字运动胎死腹中。
1956年6月7日，国民政府透过教育部公报宣示，认定中共为毁灭传统文字，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必须急速彻底予以纠正，规定各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不得写简体字，并且书写文字必须一律依传统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横排或横写。此一宣示虽出自国共斗争的政治动机，却意外为中国传统文字留下最后一块生存据点，时至今日，全球华人有十余亿，使用传统文字的仅约港澳台的三千万人，若要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保护应不为过。
(摘自《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黄文红), http://www.100md.com(师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