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式微
最近回了一趟家乡，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亲戚家念三四年级的几个小朋友平时使用普通话交流、很少讲家乡方言了，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恐怕家乡的方言已经走上了式微之路。有点惆怅，但是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大势所趋。
亲戚家的小孩都是本地人，为何互相之间要讲普通话？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家乡近些年外省人多了起来，造成本地小学的生源多了许多外省孩子，连老师也从外省招聘了一部分，鸡同鸭讲，无法交流，谁也不愿学谁，结果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普通话。孩子们在学校讲普通话习惯了，就将习惯带回家里来了。
方言式微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我的家乡，而是发生在全国各地。那么方言为什么会式微呢？要回答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方言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人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双腿都被拴在土地上，什么时候会离开土地呢？通常只有这几件事：赶集、告状、赶考。在古代中国人的人生中，离开家乡的机会是不多的。在农耕社会，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方圆十里路，人口的流动性极弱，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在封闭的环境里，方言得以形成。所以我们中国自古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为什么是“十里”？因为古代中国人赶集所能走的最远路程，早出晚归，就是十里路，所以是十里不同音，超出十里地以外，由于缺乏交流，相对封闭，语言就会发生变异。
说到这里，答案呼之欲出了：方言存在的历史基础，就是因为人口不流动，而一旦人口发生了实质性的流动，方言存在的基础就必然崩溃。基础一旦崩溃，方言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过去四十年是工业化的四十年，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过去，中国人是大部分不流动，而现在是恰恰相反：大部分流动，基本上是从农村往城市流动，在城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自说方言根本无法交流，为了选择成本最低的交流工具，人们只好选取最大公约数：普通话。你不用学我的方言，我也不用学你的方言，大家都说普通话，人人都能懂，将彼此学习语言的时间节省下来，可以马上开展交易。为什么叫“普通话”？“普通话”的“普通”并不是“平庸”的意思，而是“普天之下人人能通”的意思。
据媒体的朋友说，不少电视台被禁止使用方言，所以觉得普通话兴盛、方言式微是有关部门强制推广的结果。但是我认为官方的强制性推广只是起了助力的作用，它并不是这件事的根本，从根本上而言，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是人口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流动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就算官方不强制推广普通话，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也是大势所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使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各方获利最大。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了人们总是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交易工具。
香港开埠之前，香港的农村和渔村通用客家话、疍家话和鹤佬话。客家村与疍家村、鹤佬村之间基本不交流，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开埠之后，商业繁荣了，都出城了，开始做生意了，要交流了，说哪一种话呢？索性取公约数，大家都讲广东话，这个大家都会讲，谁也不用学谁，立马就能做成生意。香港后来通用广东话，而客家话、疍家话和鹤佬话作为本土语言，反而式微了。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新加坡。早期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有的讲闽南语，有的讲广东话，还有的讲客家话，语言不通，怎样做生意？最后怎么办呢？取最大公约数，都讲普通话(华语)，华语大家都会讲一点，就用这个了，交易成本最低。所以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原本都不讲普通话的，但是普通话成了新加坡第二官方语言，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是最大公约数，交易成本最低。
除此之外，深圳的历史也是如此，深圳开发之初，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各说各话，各不相让，谁也不愿意学谁(时间就是金钱，谁也没工夫学习对方的方言)，怎么交流呢？现成的办法就是取最大公约数，大家都讲普通话，所以深圳逐渐演变成一座普通话城市。
(摘自“人文经济学公众号” 图/黄煜博), http://www.100md.com(冯学荣)
亲戚家的小孩都是本地人，为何互相之间要讲普通话？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家乡近些年外省人多了起来，造成本地小学的生源多了许多外省孩子，连老师也从外省招聘了一部分，鸡同鸭讲，无法交流，谁也不愿学谁，结果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普通话。孩子们在学校讲普通话习惯了，就将习惯带回家里来了。
方言式微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我的家乡，而是发生在全国各地。那么方言为什么会式微呢？要回答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方言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人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双腿都被拴在土地上，什么时候会离开土地呢？通常只有这几件事：赶集、告状、赶考。在古代中国人的人生中，离开家乡的机会是不多的。在农耕社会，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方圆十里路，人口的流动性极弱，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在封闭的环境里，方言得以形成。所以我们中国自古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为什么是“十里”？因为古代中国人赶集所能走的最远路程，早出晚归，就是十里路，所以是十里不同音，超出十里地以外，由于缺乏交流，相对封闭，语言就会发生变异。
说到这里，答案呼之欲出了：方言存在的历史基础，就是因为人口不流动，而一旦人口发生了实质性的流动，方言存在的基础就必然崩溃。基础一旦崩溃，方言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过去四十年是工业化的四十年，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过去，中国人是大部分不流动，而现在是恰恰相反：大部分流动，基本上是从农村往城市流动，在城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自说方言根本无法交流，为了选择成本最低的交流工具，人们只好选取最大公约数：普通话。你不用学我的方言，我也不用学你的方言，大家都说普通话，人人都能懂，将彼此学习语言的时间节省下来，可以马上开展交易。为什么叫“普通话”？“普通话”的“普通”并不是“平庸”的意思，而是“普天之下人人能通”的意思。
据媒体的朋友说，不少电视台被禁止使用方言，所以觉得普通话兴盛、方言式微是有关部门强制推广的结果。但是我认为官方的强制性推广只是起了助力的作用，它并不是这件事的根本，从根本上而言，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是人口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流动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就算官方不强制推广普通话，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也是大势所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使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各方获利最大。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了人们总是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交易工具。
香港开埠之前，香港的农村和渔村通用客家话、疍家话和鹤佬话。客家村与疍家村、鹤佬村之间基本不交流，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开埠之后，商业繁荣了，都出城了，开始做生意了，要交流了，说哪一种话呢？索性取公约数，大家都讲广东话，这个大家都会讲，谁也不用学谁，立马就能做成生意。香港后来通用广东话，而客家话、疍家话和鹤佬话作为本土语言，反而式微了。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新加坡。早期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有的讲闽南语，有的讲广东话，还有的讲客家话，语言不通，怎样做生意？最后怎么办呢？取最大公约数，都讲普通话(华语)，华语大家都会讲一点，就用这个了，交易成本最低。所以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原本都不讲普通话的，但是普通话成了新加坡第二官方语言，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是最大公约数，交易成本最低。
除此之外，深圳的历史也是如此，深圳开发之初，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各说各话，各不相让，谁也不愿意学谁(时间就是金钱，谁也没工夫学习对方的方言)，怎么交流呢？现成的办法就是取最大公约数，大家都讲普通话，所以深圳逐渐演变成一座普通话城市。
(摘自“人文经济学公众号” 图/黄煜博), http://www.100md.com(冯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