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红

    临床心理学家费登伯格(Freudenberger)于1974 年提出倦怠(Burnout)的概念，而马斯乐(Maslach)和杰克森(Jackson)则提出了职业倦怠(Job Burnout)的三个核心维度，即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低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1]。其中，情绪衰竭是职业倦怠的代表性指标，指个体失去工作积极性、情绪失调的状态，会影响工作能力；去人格化是人际关系维度，指的是个体与工作对象保持距离、麻木回避的状态；而个人低成就感则是个体倾向于负面的自我评价，伴有自尊心下降[2-3]。

    在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期间，我国民众的焦虑、抑郁等问题发生率高、程度较为严重，普通民众的抑郁检出率达12. 6%[4]。在长期抗疫过程中，学校大规模地实施网络教学，在同一物理环境下，家庭任务与教学工作难免冲突。最新的研究发现，职业倦怠是工作-家庭冲突对教师抑郁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在控制学段、收入、年龄和是否为班主任等因素后，工作-家庭冲突仍能直接预测教师的抑郁状况[5]。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态势下，这样的冲突在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水平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1 中职教师职业倦怠的现状

    教师群体的职业倦怠，是指教师因长时间、高强度大量工作，无视自己的需要而引起的生理、情绪情感、行为等方面的耗竭状态[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