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访谈之食品安全论(1)
关于推动“建立良好食品安全文化”的设想
我当年考大学，包括大专在内，录取比例只有大约4.2%。我的分数不上不下，只能选个自己中意的非重点大学报考个自己喜欢的志愿。我选了两个专业，第一个是机械，第二个是食品。1981年，中国百废待兴，机械I专业需求旺盘，就业广泛。老师在检查我的志愿时，坚持让我填上“特长”一栏：长跑，曾获区运动会5000米第五名。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在改为“天津科技大学”)负责在天津招生的老师来自食品工程系，看到我的特长，近水楼台就将我招进了食品工程专业。
拿到录取通知书，心里还有些别扭，觉得以后工作天天和锅碗瓢勺混在一起，比起车钳铣刨来，听着就让人泄气。母亲向我推荐了一篇介绍太空食品的文章，谈宇航员在太空中所吃的食物，并不是地球上常见的馒头、米饭、鸭梨、苹果，而是一种配制各种营养物的膏状食品。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逐渐喜欢上食品这个专业。从大学老师、政府办事员，到企业质量经理、认证机构，直至创办集思俱乐部、自己开公司，都没有离开食品专业或食品行业。不久前，在一次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探讨中，让我对在中国“如何建立良好食品安全文化”，有了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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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保证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全民共识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老百姓收入的增加，中国人对食物的要求，开始从吃饱、吃好，朝着吃安全、吃健康方向发展。食品安全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就如同人体发育时，腿关节常常要疼痛，它是社会发展必然阶段。上世纪初的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也都经历过类似的社会阵痛。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就如同快速成长的人的身体，经济是体格，而政治是体制。很难想象，15岁的少年，还能够穿5岁儿童的衣服，除非是侏儒。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爆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表象化而已。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成为全民的共识。
第二、让更多的声音融汇到改善食品安全性的进程中
做什么样的衣服适合15岁的少年，即要符合他(她)的性格，年龄特征，还要顾及衣服是否在未来一两年还不过时。一个没有太多人生经历的少年，需要多听过来人的建议。因此，政治改革一定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要有更多的非政府人士，组织参与，让衣服更为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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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政府，而是公众。因为，只有他们才更清楚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开放的中国，已经能够让中国人用自己的眼、耳，脑去看、听、想，知道哪些好，哪些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实的世界。从某种意义讲，食品安全这个导火索，在信息化时代，会加速社会矛盾的大爆发。让公众能够公开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可以减少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破坏成本。
第三、推动食品安全的文化建设
2000年，在日本参观几家著名的食品企业，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日本人将质量意识上升到全民文化层级。这也是日本经济能够在二战废墟上迅速崛起，成为出口大国的基础，也是日本能够造就许多世界级品牌的前提。中国在10年前，就已经代替日本成为出口大国。但在产品标签上，除了“Made in China”外，很难看到中国企业自己的品牌。利润的大头让具有品牌的国外企业拿走，中国企业只能通过牺牲环境、相互之间拼命压价，去获得国外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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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食品安全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本土企业的不二选择。以往，以投资、速度、规模、成本为主的发展模式，必定要被责任、管理、效率所代替。社会化的食品安全文化建设，与中国社会转型中，中产阶级数量的增长相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与西方略有不同，就是不仅仅看收入，最重要的标准是有。社会良心”。例如，集思俱乐部希望能够将有社会担当的人士聚集起来，将“社会良心”转化为“社会责任”，让“食品安全”由社会热点，变为使公众安心。
第四、改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
过去10年，中国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的行政权力过大，没能脱离开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模式。其结果是，发现问题，就出标准；出现问题，就加强监控。
国际上，食品安全的改善更多地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如GFSI。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以多方共赢为前提，因此远比政府的组织效率高。
, http://www.100md.com 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最佳实践，很难用法律的方式进行管理。中国的行政管理方式，则很容易将产品的技术标准，变成强制性法规。如原料乳的验收标准，将蛋白、脂肪、总固物作为强制性要求，而中国大多数奶农的饲养水平很低，达到标准很难，结果反而推动了掺假行为的快速蔓延。
中国许多行业协会，在制订各类强制性技术标准，甚至在制订<食品安全法>时，并没有作为企业利益方代表，表达食品企业的诉求。如果承担安全食品主体责任的企业没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那要求企业执行的技术标准、法律、法规，就不会得到企业的尊重。
建议如下：
首先，应该废除自2002年开始的QS认证，过去10年所发生的各种食品安全丑闻，证明这个认证非但没有阻止中国食品经营者企业良心大规模滑坡，而且还让国家质量监督总局中的食品生产监管司被并入国家药监局。最关键的一点是有99%以上的消费者，从不会看产品上那个QS标志。
当时，《质量法》和《食品卫生法》已经明确了分别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市场监督，而卫生部下的卫生监督部门负责企业生产过程的监控。由于《质量法》中，有对“可能涉及到公众安全的产品，颁发生产许可证”的要求，结果是食品被列入“可能涉及到公众安全的产品”，将食品与汽油、压力容器算在一类了。如果食品属于高危产品的话，人类早就在地球上消失了，其次，每次在制订强制性技术标准时，应该委托给NGO进行，国家相关机构只提供资金邀请第三方对形成的技术标准进行监督和验证即可。第三方可以来自大学、研究单位，甚至商业机构。, 百拇医药(马东)
我当年考大学，包括大专在内，录取比例只有大约4.2%。我的分数不上不下，只能选个自己中意的非重点大学报考个自己喜欢的志愿。我选了两个专业，第一个是机械，第二个是食品。1981年，中国百废待兴，机械I专业需求旺盘，就业广泛。老师在检查我的志愿时，坚持让我填上“特长”一栏：长跑，曾获区运动会5000米第五名。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在改为“天津科技大学”)负责在天津招生的老师来自食品工程系，看到我的特长，近水楼台就将我招进了食品工程专业。
拿到录取通知书，心里还有些别扭，觉得以后工作天天和锅碗瓢勺混在一起，比起车钳铣刨来，听着就让人泄气。母亲向我推荐了一篇介绍太空食品的文章，谈宇航员在太空中所吃的食物，并不是地球上常见的馒头、米饭、鸭梨、苹果，而是一种配制各种营养物的膏状食品。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逐渐喜欢上食品这个专业。从大学老师、政府办事员，到企业质量经理、认证机构，直至创办集思俱乐部、自己开公司，都没有离开食品专业或食品行业。不久前，在一次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探讨中，让我对在中国“如何建立良好食品安全文化”，有了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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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保证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全民共识
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老百姓收入的增加，中国人对食物的要求，开始从吃饱、吃好，朝着吃安全、吃健康方向发展。食品安全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就如同人体发育时，腿关节常常要疼痛，它是社会发展必然阶段。上世纪初的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也都经历过类似的社会阵痛。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就如同快速成长的人的身体，经济是体格，而政治是体制。很难想象，15岁的少年，还能够穿5岁儿童的衣服，除非是侏儒。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爆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表象化而已。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成为全民的共识。
第二、让更多的声音融汇到改善食品安全性的进程中
做什么样的衣服适合15岁的少年，即要符合他(她)的性格，年龄特征，还要顾及衣服是否在未来一两年还不过时。一个没有太多人生经历的少年，需要多听过来人的建议。因此，政治改革一定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要有更多的非政府人士，组织参与，让衣服更为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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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政府，而是公众。因为，只有他们才更清楚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开放的中国，已经能够让中国人用自己的眼、耳，脑去看、听、想，知道哪些好，哪些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实的世界。从某种意义讲，食品安全这个导火索，在信息化时代，会加速社会矛盾的大爆发。让公众能够公开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可以减少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破坏成本。
第三、推动食品安全的文化建设
2000年，在日本参观几家著名的食品企业，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日本人将质量意识上升到全民文化层级。这也是日本经济能够在二战废墟上迅速崛起，成为出口大国的基础，也是日本能够造就许多世界级品牌的前提。中国在10年前，就已经代替日本成为出口大国。但在产品标签上，除了“Made in China”外，很难看到中国企业自己的品牌。利润的大头让具有品牌的国外企业拿走，中国企业只能通过牺牲环境、相互之间拼命压价，去获得国外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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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食品安全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本土企业的不二选择。以往，以投资、速度、规模、成本为主的发展模式，必定要被责任、管理、效率所代替。社会化的食品安全文化建设，与中国社会转型中，中产阶级数量的增长相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与西方略有不同，就是不仅仅看收入，最重要的标准是有。社会良心”。例如，集思俱乐部希望能够将有社会担当的人士聚集起来，将“社会良心”转化为“社会责任”，让“食品安全”由社会热点，变为使公众安心。
第四、改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
过去10年，中国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的行政权力过大，没能脱离开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模式。其结果是，发现问题，就出标准；出现问题，就加强监控。
国际上，食品安全的改善更多地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如GFSI。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以多方共赢为前提，因此远比政府的组织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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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许多行业协会，在制订各类强制性技术标准，甚至在制订<食品安全法>时，并没有作为企业利益方代表，表达食品企业的诉求。如果承担安全食品主体责任的企业没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那要求企业执行的技术标准、法律、法规，就不会得到企业的尊重。
建议如下：
首先，应该废除自2002年开始的QS认证，过去10年所发生的各种食品安全丑闻，证明这个认证非但没有阻止中国食品经营者企业良心大规模滑坡，而且还让国家质量监督总局中的食品生产监管司被并入国家药监局。最关键的一点是有99%以上的消费者，从不会看产品上那个QS标志。
当时，《质量法》和《食品卫生法》已经明确了分别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市场监督，而卫生部下的卫生监督部门负责企业生产过程的监控。由于《质量法》中，有对“可能涉及到公众安全的产品，颁发生产许可证”的要求，结果是食品被列入“可能涉及到公众安全的产品”，将食品与汽油、压力容器算在一类了。如果食品属于高危产品的话，人类早就在地球上消失了，其次，每次在制订强制性技术标准时，应该委托给NGO进行，国家相关机构只提供资金邀请第三方对形成的技术标准进行监督和验证即可。第三方可以来自大学、研究单位，甚至商业机构。, 百拇医药(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