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
“文革”以后，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到中央音乐学院开后门、走关系的一下子多了起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大概是因为后来的很多干部是解放后才当的干部，跟之前经过战争的那些老干部不一样。举个例子，我上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跟邓小平大女儿邓林一个班。当时每个年级有两个班，我们学理论和学钢琴、学管弦的是一个班。邓林也是理论作曲科，她整天穿带补丁的衣服，蹬个破自行车，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人知道她是什么背景。
那时候，我们班有38个同学，其中有十几个是北京的，他们后来分别把我们请到各自的家里做客。轮到邓林了，她说：“对不起，我没办法请你们，我们家地方不大，到时候我们找个地方玩玩吧。”她这么说，我们愈加感到好奇，更想去她家一探究竟。我们班男生特别坏，她不是喜欢骑个自行车嘛，于是就跟在她后头，结果一直冲到了中南海。可想而知，那男生被警卫拦在了门外，回来后他说：“哦，那地方我们是去不了，哈哈。”
后来，有几个人也“暴露”了：某甲同学的爸爸是侨联副主席，某乙同学的爸爸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有一个装甲兵司令的女儿，这都是我们班的，但平时谁也看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到农村去劳动，整天就吃槐树叶和玉米面团子。有的同学受不了，就给家里打电话——还是手摇的那种——跟爸爸说要回家，但一般的回答都是：“同学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言下之意就是不許回来。
老一辈的人工作是很有原则的。黄飞立先生的儿子没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黄先生当时是学院指挥系的主任，也没见他开后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大人物的子女来考我们学校，可他是等我们都考完了才来的。文化部的副部长写了条子过来，说这个人希望读指挥系，让我们额外给他加考一遍。我们倒是给他加考了，结果发现他连基本乐理都不会。当时，那些老教授们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其中一位在考卷后写了一句话：“此人不配学音乐。”本来事情已经过去了，结果我们系有位老师又去找了文化部的副部长，于是副部长又打电话给院长，院长又打给黄飞立。全系开会的时候，黄先生说：“大家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这个人水平不够，如果一定要收，请另建一个指挥系，我们这里不要。”其实，黄先生跟这位老师的关系非常好，他们还是多年的邻居。但黄先生是一位无私的君子，一生坦坦荡荡，他不同意的事情，死都不会做。
(摘自《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三联书店 图/廖新生), 百拇医药(吴灵芬)
那时候，我们班有38个同学，其中有十几个是北京的，他们后来分别把我们请到各自的家里做客。轮到邓林了，她说：“对不起，我没办法请你们，我们家地方不大，到时候我们找个地方玩玩吧。”她这么说，我们愈加感到好奇，更想去她家一探究竟。我们班男生特别坏，她不是喜欢骑个自行车嘛，于是就跟在她后头，结果一直冲到了中南海。可想而知，那男生被警卫拦在了门外，回来后他说：“哦，那地方我们是去不了，哈哈。”
后来，有几个人也“暴露”了：某甲同学的爸爸是侨联副主席，某乙同学的爸爸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有一个装甲兵司令的女儿，这都是我们班的，但平时谁也看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到农村去劳动，整天就吃槐树叶和玉米面团子。有的同学受不了，就给家里打电话——还是手摇的那种——跟爸爸说要回家，但一般的回答都是：“同学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言下之意就是不許回来。
老一辈的人工作是很有原则的。黄飞立先生的儿子没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黄先生当时是学院指挥系的主任，也没见他开后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大人物的子女来考我们学校，可他是等我们都考完了才来的。文化部的副部长写了条子过来，说这个人希望读指挥系，让我们额外给他加考一遍。我们倒是给他加考了，结果发现他连基本乐理都不会。当时，那些老教授们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其中一位在考卷后写了一句话：“此人不配学音乐。”本来事情已经过去了，结果我们系有位老师又去找了文化部的副部长，于是副部长又打电话给院长，院长又打给黄飞立。全系开会的时候，黄先生说：“大家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这个人水平不够，如果一定要收，请另建一个指挥系，我们这里不要。”其实，黄先生跟这位老师的关系非常好，他们还是多年的邻居。但黄先生是一位无私的君子，一生坦坦荡荡，他不同意的事情，死都不会做。
(摘自《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三联书店 图/廖新生), 百拇医药(吴灵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