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尊重的活法
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工作学院学习，在第一节课上，教授让每个人写一篇短文，讲讲自己来纽约念书的感受。没想到我的文章被退了回来，教授在批语里写道：你的文章全是陈述，始终不谈自己的喜怒哀乐，请重写!
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不再以“今天很开心”来结尾作文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文章中作个人情感表达也是不专业的表现。可教授不管，非让我重写，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五官扭曲地写下了“我感到愉快，又有点挣扎”这样的句子。
只不过一切从那一刻开始发生变化。我开始像小学生一样，重新学习写作，学习如何用最直白的词语写下自己的恐惧、脆弱和从来不愿谈及的悲伤。我时时感到写不下去，便会盯着屏幕上闪动的光标流下泪来。
我每天都会在地铁里碰到一个身材肥胖的乘客，她总是一屁股占掉了我大半个座位。某天我侧开半个身子，让她更舒服地坐下来。她道了谢，摘下脖子上的工牌，从包里拿出一个干瘪的汉堡吃了起来。
在儿子上兴趣班的社区中心里，放学后总会剩下十几个黑人孩子没人接。他们的家长来去匆匆，表情冷淡。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与家长们搭腔，得知他们都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工作地点是便利店、餐馆、药房等。有的妈妈上通宵夜班，只因为小时工资比较高。
我渐渐知道他们并非不愿意把生活节奏放慢，而是根本做不到，每天在柜台站了十个小时后筋疲力尽，还要接小孩，只能在路边买个便宜的炸鸡裹果腹。有个常常坐在我家门口的高二男孩说：“我知道吃快餐不健康，应该多吃沙拉、寿司什么的，但好贵，又不扛饿。”他不打算读大学，因为他妈妈有糖尿病，弟弟妹妹还小。
我说大学里设有奖学金，他说他现在更需要一份全职工作。说这话时，他脸上并没有遗憾的表情。
我想象得到他成为一名邮递员，穿着蓝色制服挨家挨户送信的模样，或者站在柜台后为顾客打包食物的情形，但他不会坐在巴特勒图书馆里研读天体物理。
我不为他感到惋惜，因为这是他凭理智做出的选择。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地生活，没有多少人是因为懒、蠢、自我放纵或不愿上进，故意把生活过得糟糕。
我亦渐渐知道，有些事即使有清楚的目标，又有明确的手段，剩下的也远不止努力。比如我们欢迎所有年轻人去联合国参加会议，但你至少得有一张飛去联合国的机票。也不是每个人都非得有什么宏大理想，不一定要读个好找工作的专业，然后为家人换座大房子。只要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已是值得尊重的活法。 (摘自《像世界一样宽广地活》人民文学出版社), 百拇医药(曹頔)
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不再以“今天很开心”来结尾作文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文章中作个人情感表达也是不专业的表现。可教授不管，非让我重写，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五官扭曲地写下了“我感到愉快，又有点挣扎”这样的句子。
只不过一切从那一刻开始发生变化。我开始像小学生一样，重新学习写作，学习如何用最直白的词语写下自己的恐惧、脆弱和从来不愿谈及的悲伤。我时时感到写不下去，便会盯着屏幕上闪动的光标流下泪来。
我每天都会在地铁里碰到一个身材肥胖的乘客，她总是一屁股占掉了我大半个座位。某天我侧开半个身子，让她更舒服地坐下来。她道了谢，摘下脖子上的工牌，从包里拿出一个干瘪的汉堡吃了起来。
在儿子上兴趣班的社区中心里，放学后总会剩下十几个黑人孩子没人接。他们的家长来去匆匆，表情冷淡。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与家长们搭腔，得知他们都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工作地点是便利店、餐馆、药房等。有的妈妈上通宵夜班，只因为小时工资比较高。
我渐渐知道他们并非不愿意把生活节奏放慢，而是根本做不到，每天在柜台站了十个小时后筋疲力尽，还要接小孩，只能在路边买个便宜的炸鸡裹果腹。有个常常坐在我家门口的高二男孩说：“我知道吃快餐不健康，应该多吃沙拉、寿司什么的，但好贵，又不扛饿。”他不打算读大学，因为他妈妈有糖尿病，弟弟妹妹还小。
我说大学里设有奖学金，他说他现在更需要一份全职工作。说这话时，他脸上并没有遗憾的表情。
我想象得到他成为一名邮递员，穿着蓝色制服挨家挨户送信的模样，或者站在柜台后为顾客打包食物的情形，但他不会坐在巴特勒图书馆里研读天体物理。
我不为他感到惋惜，因为这是他凭理智做出的选择。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地生活，没有多少人是因为懒、蠢、自我放纵或不愿上进，故意把生活过得糟糕。
我亦渐渐知道，有些事即使有清楚的目标，又有明确的手段，剩下的也远不止努力。比如我们欢迎所有年轻人去联合国参加会议，但你至少得有一张飛去联合国的机票。也不是每个人都非得有什么宏大理想，不一定要读个好找工作的专业，然后为家人换座大房子。只要不成为社会的负担，已是值得尊重的活法。 (摘自《像世界一样宽广地活》人民文学出版社), 百拇医药(曹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