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绵延的“果”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青春》当小说编辑。编辑们当时分管不同的片区，虽有“分区司令”的戏称，却每天埋首于堆积如山的稿件中，并无他顾的余暇。一日，主编决定“走出去”，我便有幸成为第一个亲临自己辖区的“司令”。
我负责的是西南地区。我和副主编从广西到贵州再到四川，最后抵达了我最为神往的云南。我没想到云南的文学氛围最浓，负责接待的兄弟刊物最热情，作者群最成气候。副主编的侧重点是让对方了解《青春》，我的侧重点是约稿。
大约过了两年，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编辑部找我。对方用西南口音的普通话报了自己的名字，问我还记不记得他。我马上说：“记得，那次你和昆明的几位诗歌作者自费请我们喝茶来着。”他用几乎要涕零的声音说：“总算找着自己人了!”
原来他去北京会诗友，返程时羁留南京，不幸丢了钱包。他向几位诗界的同仁及编辑求助，皆因虽有诗作交往却素未谋面，对方都谨慎地表达了拒绝。
我马上想起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刻，立即找到他带他去吃饭，為他买了前往昆明的火车票，送他上车前又给他50元以防不测(当时我的工资大约是70元)。
他回到昆明来信报平安，又悉数寄回了借的钱，之后大家相忘于江湖。
又过了一两年，江苏举办一个大型的文学活动，从北京来了不少客人。其中一名儒雅的青年特地来我家，自称是昆明那位诗人的朋友，然后我才知道他是《十月》杂志的编辑骆一禾。骆一禾话少，寒暄几句即告辞，走时却向我约小说稿，且不容我推辞。我当时刚开始写小说，也不认为能够在《十月》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但因他的这番厚意，之后也还是试着给了他一篇。
结果这篇《忍冬》发表后受到不少好评，获得当年的金陵文学奖后，又荣获了《十月》荣誉奖。之后北京各大刊物都有编辑向我约稿，我发的小说或转载，或获奖，或改编成电影，或翻译成英文推荐至海外。这一切使我较早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使我在20年前就获得了一级作家职称。
骆一禾与我保持了多年的友谊。1989年盛夏，他因脑溢血英年早逝，留给我诸多信札和诗作手迹。之后，他年轻的妻子代替他来南京看我，继续称我为“晴姐”;他后继的年轻编辑继续与我来往，向我约稿并为我编稿。我没有想到我无意中种下的一个“因”，得来了如此绵延的“果”。
常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的这个“余香”愧受太多。(摘自《扬子晚报》 图/海洛创意), http://www.100md.com(梁晴)
我负责的是西南地区。我和副主编从广西到贵州再到四川，最后抵达了我最为神往的云南。我没想到云南的文学氛围最浓，负责接待的兄弟刊物最热情，作者群最成气候。副主编的侧重点是让对方了解《青春》，我的侧重点是约稿。
大约过了两年，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编辑部找我。对方用西南口音的普通话报了自己的名字，问我还记不记得他。我马上说：“记得，那次你和昆明的几位诗歌作者自费请我们喝茶来着。”他用几乎要涕零的声音说：“总算找着自己人了!”
原来他去北京会诗友，返程时羁留南京，不幸丢了钱包。他向几位诗界的同仁及编辑求助，皆因虽有诗作交往却素未谋面，对方都谨慎地表达了拒绝。
我马上想起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刻，立即找到他带他去吃饭，為他买了前往昆明的火车票，送他上车前又给他50元以防不测(当时我的工资大约是70元)。
他回到昆明来信报平安，又悉数寄回了借的钱，之后大家相忘于江湖。
又过了一两年，江苏举办一个大型的文学活动，从北京来了不少客人。其中一名儒雅的青年特地来我家，自称是昆明那位诗人的朋友，然后我才知道他是《十月》杂志的编辑骆一禾。骆一禾话少，寒暄几句即告辞，走时却向我约小说稿，且不容我推辞。我当时刚开始写小说，也不认为能够在《十月》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但因他的这番厚意，之后也还是试着给了他一篇。
结果这篇《忍冬》发表后受到不少好评，获得当年的金陵文学奖后，又荣获了《十月》荣誉奖。之后北京各大刊物都有编辑向我约稿，我发的小说或转载，或获奖，或改编成电影，或翻译成英文推荐至海外。这一切使我较早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使我在20年前就获得了一级作家职称。
骆一禾与我保持了多年的友谊。1989年盛夏，他因脑溢血英年早逝，留给我诸多信札和诗作手迹。之后，他年轻的妻子代替他来南京看我，继续称我为“晴姐”;他后继的年轻编辑继续与我来往，向我约稿并为我编稿。我没有想到我无意中种下的一个“因”，得来了如此绵延的“果”。
常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的这个“余香”愧受太多。(摘自《扬子晚报》 图/海洛创意), http://www.100md.com(梁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