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文革”第二年(1967年)，我还是身心疲惫的病倒了。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肚腹臌胀、形体羸瘦，全身皮肤发黑，四肢骨瘦如柴，胁肋疼痛不止，当地人民医院老院长(一位老红军)和我是朋友，他邀请几个医生给我会诊，怀疑是肝癌，着人把我抬回山区老家。30多里山路崎岖颠簸，回家我便昏迷不醒，第七天苏醒后，祖母正守在床头啜泣流泪，祖父在外面找亲戚讨木料为我准备棺材。我安慰他们后便自开处方——血府逐瘀汤加鳖甲，并派我弟弟到医院取药。弟弟头次去取药却被医院里与我交好的老药工劝了回来，因为对方被我方子里大量的活血化瘀药吓到，以为我破罐破摔要自弃性命，我又再给药房老先生专门写信解释清楚后才把药取来煎服。在身体尚未痊愈时，依然有很多病人到家里找我看病，我只能躺在床上给病人诊脉、望舌、问诊、写处方。我服药数日后，大便开始下黑色血，肚腹胀痛减轻，可以起床了，我便拿着一根棍子做手杖，走出去给病人看病。但此时的我依然时有吐血，拉黑色血便，一次大白天走在路上，我竟突然昏倒在田埂上，所幸被附近农民救起。自此我决意收徒授学，希望在体力不支时能有人在身旁扶持协助，刚开始带了一个比我小九岁的徒弟，随后又陆续带了五个徒弟，他们日以继夜地随我出诊。吐血的时候，我就吞下一个生鸡蛋临时止血，坚持日行几十里山路、看上百号病人，每到一处农家坐下，旁边就围拥起十几个或几十个病人看病，拄了整整三年棍子，走遍千家万户。1974年，家乡麻疹大流行，其中几个村的疫情尤为严重，村中小学因师生皆相染疫而紧急关闭，七天内死了八个孩子，区政府火速把我调到该处抢救麻疹。当我赶到时，当地麻疹并发白喉、并发痢疾、并发牙疳、并发肺炎者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