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许年前，我曾经建议郑金生教授写一部方剂学史，以补中医学专科史方面的一大重要缺憾。他因为忙于在德国与文树德教授那边的合作事宜，未暇着笔，后来他安排研究生开始作此研究。赴德期间就由朱建平学弟，继续带研究生工作。在王永炎院士鼓励下，结合“973课题计划”，他带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大量阅读、搜集文献资料，写出阶段性论文。至2009年春，这批论文整理综合成一部《中医方剂学发展史》[1]，付梓面世。我因在英国，最近才有机会读到。在欣慰之余，想就此书的价值说一些题内和题外的话，当否请教正。

    一

    历史研究，从来就不是功利性的。历史凭事实说话，如果抱着功利的目的写历史，就可能偏离历史的真相。但是，正如李世民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是能够为现实和后人服务的，只要其研究结论客观、公正、准确反映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是可以借古论今，前瞻性地指示出前进的方向，至少应可防止重蹈覆辙。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总统在世时，曾为了美国应不应该发展空间技术咨询一位美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得到的回答是“必须加速发展空间技术”。其理由是科技史表明，汽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极大推动了欧美的现代化进程。空间技术的发展，将带动新一代美国各行各业水平大跃迁。这些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位科技史家的预言。

    中国近30年的巨大进步，固然与改革开放原因密不可分，但从科技史角度看，也是由于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和空间技术有很大关系的。只是技术引进成分多，自主创新成分还少了一点，因此还没有达到科技强国的水平。而时代变迁，减少污染、低碳经济成为新的焦点。汽车和高速公路显然与此相悖。中国的高铁发展则迎合了时代需求，并且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总结当今中医史学研究的最重大意义是：对中医的未来指出了前途。从中医的全部历史作考察会发现，中医学理论的本质是生态(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和心理环境的)医学的适应理论，是符合世界医学发展的轨迹和前景的；中医的生命力和核心价值在于临床有效，能在西医束手无策之时带给病人一线希望，有丰富的原创性因素供未来的研究者发掘、创造。一切对中医抱消极悲观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那种叫嚣废止中医、消灭中医的言论和行为，过去失败了，今后也必然失败。试看那些近现代顽固的“消灭中医派”，真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医学史研究对医学科研也有过现实直接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