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雄

    佛教医学是世界医学中独特的一支，具有完整而特点鲜明的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关于佛教医学的定义，佛医学研究的倡导者李良松[1]认为:“佛教医学是以古印度‘医方明’为基础、以佛教理论为指导的医药学体系。”北京大学陈明[2]则认为:“佛教医学是在印度古代生命吠陀体系的基础上，以佛教教义为指导思想，并吸收了中国传统医学(包括藏医药学)的理论和临床特点，所形成的一种非独立的医药学体系。它分为印度佛教医学和中国佛教医学(含藏传佛教医学)两部分。”尽管认识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佛教医学是包含了佛教教义、借鉴了印度医学与中国医学，同时又具有自身特色的一门医学。《医心方》成书于公元984年，由日本医学家丹波康赖编撰而成，全书三十卷，参照《外台秘要》体例，博引医书(以中国隋唐代医方书为主)内容，删繁就简、分科纂述，是保存大量中国早期中医药学珍贵资料的重要典籍，也是中日医学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其中包含了不少佛教医学相关的医药内容，对进行相关文献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因此笔者将《医心方》中收录的僧人所著医书、方书与相关佛经一并纳入广泛的佛教医学概念中，从其产生背景、理论体系、认知药物与诊疗特色的内容与价值予以梳理与研究。

    1 产生背景

    中日两国的医学交流由来已久，在中国的隋唐时期达到了繁盛。而此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常以佛教为主体，佛教的传播与僧人的活动为伴随而来的医学交流铺垫了思想与人员基础。这期间既有中国方面主动向日本输出文化，也有日本方面主动派出“遣唐使”赴中国学习。前者如著名的鉴真东渡，这一事件不仅开日本律宗之源，而且对中医药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批精通“医方明”(佛经有“五明学”，其中就包含“医方明”)的僧人的培养，这促进了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3]。此后不断的交流更是将已在中国境内为当时医学体系所容受的印度及西域医学成功的输送至日本。从日本方面来说，一直没有停下向中国学习的脚步。仅唐代290年间，日本政府正式派出的“遣唐使”竟达19批之多。每批之中都有中医师，他们虚心学习中华医学，对医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菅原梶成曾任遣唐副使，屡次来华，精通唐代医方，回国后大力提倡中医药。游学中国的日本僧人也带回了不少中国医籍，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妥善保管与悉心珍藏，因此丹波康赖得以充分利用，对其中的印度医学也进行了采纳收录[4]。在有了这样的基础上，《医心方》收载了佛教医学相关内容是不足为奇的。

    2 诊疗大体

    《医心方》中体现佛教医学诊疗体系理论的内容主要在卷一治病大体第一所引之《最胜王经》与《南海经》之中[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