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雅清 李晶

    气味理论是关于药物四气五味的学说，是药性理论的核心框架[1]。药物的气味有其特有的属性及功用，气味间的配伍实质上是药物阴阳偏性的配伍，治病恰是运用药物阴阳气味纠偏调平的过程，气味配伍是方剂发挥疗效的基础[2]，是方剂配伍的方法也是治疗的方法[3]。自古方剂配伍理论即制方之法，常用者有二：一是君臣佐使理论，自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以君臣佐使理论阐释仲景方后，历代医家以此为制方大法，也逐渐成为现代医家多用的组方原则；二是气味配伍理论，此法以药物气味作为组方依据，《内经》首载气味制方原理，东垣尤其推崇气味配伍提出“凡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补泻在味，随时换气”[4]，当今却未见医家奉之圭臬，在临床少有人研习。纵览历代医家医书，古今唯有温病大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以方中主药的气味注解方剂的特征、确立治法、用气味组方，继承发展了气味配伍理论，为后世气味配伍组方提供了典范。

    1 历史源流考略

    气味组方作为方剂配伍理论之一，有着渊远的发展历程和深厚的理论基础。《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有云“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将“气味—功效”相联系；又云“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从六气淫胜方面阐述了药物气味组方原则，吴鞠通亦谨遵此训制定了“辛凉平剂”银翘散[5]。发端于《黄帝内经》的朴素的“气味”理论， 为后世气味配伍理论奠基。张机在《金匮要略》开篇即提出：“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说明仲景在调治病证时着意于药物间的气味配伍。至金元时期，气味理论研究一派繁盛，其中张元素、李杲将“气味”与“法象”药理相结合，创“药类法象”，强调遣方首先在于“明其气味之用也”。明清时期，张景岳亦提出：用药之道在精气味、识阴阳。气味理论不仅是对药材功效主治的综合体现，更是遣药制方的重要依据[6]。而将气味配伍理论贯穿于临床的第一人当推叶天士，叶天士守《内经》制方之道，以方中主药的气味来解构方剂、阐发方义，所谓的甘寒生津、苦辛开泄、咸寒滋阴等皆出自于《临证指南医案》，然其一生奔走于诊务未曾有暇著述，而《临证指南医案》所书医案大多精于简练，吴瑭精研叶学，将叶天士散落在医案各处的理、法、方、药加以整理，一一命名，是以《温病条辨》全书载方208首，其中166首[7]都在方下直接注明气味治法，发展了气味组方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温病条辨》的方—法—证理论体系。这种借气味配伍法则来阐发“方中之法”，将气味配伍理论运用到辨证组方中，不仅能够更加具体地体现“证—法—方—药”统一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