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彬

    《本草纲目》是中国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划时代科学巨著，是中国古代本草文化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到目前为止，《本草纲目》的英译本主要有三部，首先是1738年由出版商凯夫(Cave)出版的《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简称凯夫版)，该书全文译自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编纂的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其中收录了《本草纲目》部分章节，为现存的《本草纲目》最早的英文节译本。其次是20世纪以来，由英国学者伊博恩所翻译的多部涉及《本草纲目》大部分所记载药物的译著(简称伊博恩版)。第三部是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罗希文教授翻译的《本草纲目·全译本》，该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英文全译本(简称罗希文版)。

    哲学阐释学作为一门研究理解与阐释的系统理论，和翻译有着非常相近的本质属性。哲学阐释学理论奠基人海德格尔认为每一种翻译都是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是翻译[1]。乔治·斯坦纳[2]指出，一切阐释及有关阐释的表达都是翻译，语言层面的翻译处理是文本阐释的结果。译者就是阐释者，阐释者的身份与其从事的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联系，译文是译者在理解的基础上用语言表达构建出来的一种文化存在。迦达默尔[3]认为，理解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一定的理解主体具有特定时代的文化印记。翻译作为一种阐释行为发生在一定的语境之内。对《本草纲目》这样具有中医药传统本草文化属性的文本来说，其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译者因素和历史语境因素更为明显。

    当前《本草纲目》的翻译研究大多比较关注译本本身的字词句篇多级语言系统的翻译策略，偏重讨论译文与原文如何做到统一。同时，目前的研究都是针对单一译本展开的，对各个译本之间的比较和解读尚未深入开展。因此，本文试图从较为宏观的哲学阐释学的视角出发，结合译者因素和历史语境因素，描绘《本草纲目》上述三个译本的阐释变化，分析译者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为实现翻译实践中的跨文化传播目的而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提出中医药典籍的翻译方向，从而使翻译工作更有效地服务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1 《本草纲目》译者因素的阐释学解读

    海德格尔[4]提出“解释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的，先行所见的和先行掌握的东西来起作用的”，也就是“前理解”。迦达默尔将这种“前理解”称之为“成见”，译者所有的知识储备都是成见的产物。译者的文化身份，即译者的自我概念和自我知觉，主要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自我意识、表现方式、人际关系、惯性与动作、情感因素、传播信息内容、环境变化等[5]。每一代译者都会因为各自独特的“前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