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鹏 李董男 张玉 吴元洁

    明清是中医疫病理论发展变革的关键时期，以吴有性《温疫论》为发端，经戴天章、熊立品、杨璿、刘奎、周魁、李炳、余霖等医家的发展，在疫病治疗上形成了有别于伤寒的温疫学派。温疫学派在治疫上大多重视下法的运用，目前研究较多的是吴有性《温疫论》中对下法治疫的论述，而对其他温疫学派医家运用下法治疫的研究不够深入，且缺乏对比分析，未能揭示温疫学派医家在下法治疫异同上的深层原因，笔者现试对温疫学派不同医家运用下法治疫的特色进行阐述，并从“郁热”病机的角度出发，探索不同医家运用下法治疫异同的原因。

    1 明清温疫学派医家运用下法治疫观点述要

    明清温疫学派医家众多，笔者通过阅读文献，选取吴有性、戴天章、杨璿、刘奎、李炳五位在下法治疫上具有代表性的医家进行研究，发现上述五位医家普遍重视下法治疫，认为在下证具备时，应及时使用下法，且都强调在使用下法时，应辨证准确，对于阴阳气血不足患者，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化裁，以照护虚处，不能滥用、过用下法，但五位医家在下法治疫的具体适用证候、选用方药、用法用量等方面差异明显，各具特色。

    1.1 下法适用证候的差异

    五位医家虽都认为温疫与伤寒不同，在下法的适用证上，不能与伤寒等同，但五位医家在具体的下法适用证上又各具特色。

    吴有性在《温疫论》[1]中列举“发狂”“善太息”等下法相关症状26条，并对各症状在下法运用上的注意事项做了详细的阐述，且强调应下诸症，无需全具，只要见到“舌心黄、心腹痞满”，即可根据病人情况使用下法，并指出温疫与伤寒不同，温疫使用下法时不可拘于《伤寒论》中必待表证全罢，胃腑燥结的“下不厌迟”之说，只要膜原之邪传胃，即可下之。

    戴天章在《广温疫论》[2]中明确提出温疫“下不厌早”的特点，并在下法的应用上突破了邪入胃腑的藩篱，认为只要里有结邪即可用下法治疫，且强调“但兼里证即下”，并于书中列“谵语”“烦躁”等里证40条，并根据具体病情，将下法适用证分为急下证、当下证、缓下证，强调在使用下法时，要当机立断，不可拖延。

    杨璿在《伤寒瘟疫条辨》[3]中，同样强调在下证具备时，应尽早使用下法，驱邪外出，且主张“热盛即下”，并于书中列“心下痛”“头胀”等下证42条，亦认为应下诸症无需全具，只要见到“舌黄呕渴，痞燥满痛一二证”，就可根据具体情况，以升降散及化裁方，加以治疗。以上三位医家在下法治疫上，多注重逐邪，故在下法的具体适应症上虽稍有差别，但基本上都强调温疫与伤寒不同，在用下法治疗温疫时不拘结粪有无，只要邪盛于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