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需医疗渐剥离公立医院
2009年，中国新医改方案明确要求，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的病床数不能超过医院总病床数的5%～10%。
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朔认为：“轮廓逐渐清晰，基本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应由政府承担，而为满足社会多层次需求的特需医疗，应该由市场来解决。这不仅是中国医改的趋势，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
此说法得到了北京市卫生局发展规划处处长樊世民的应和，他告诉记者，其所在的发展规划处，今年同时挂牌成为社会办医服务处，北京市将逐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高端医疗。
许朔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专访时，进一步表明，公立医院取消特需医疗是大势所趋。不过就现状而言，不可能立即大刀阔斧，需要其他政策配套，逐步推进。
《中国医院院长》：特需医疗曾长久存在于公立医院，为什么现阶段面临剥离？
, 百拇医药
许朔：特需医疗在公立医院萌芽阶段有一定的道理，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我本人就是最早的特需医疗推动者。1997年，中国要入世，要求取消对外宾的价格“歧视”。价格可以取消，但需求无法取消。当时我们针对外宾做了一些市场调查，用三个月的时间提出一套方案，解决这部分人看病的硬件标准、软件标准、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等问题，是现在所谓的特需医疗雏形。
特需医疗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当时，我们将方案报告卫生局后，得到了大力支持，因为卫生局也在思索此事，我们相当于提前一步给出答案。我清楚地记得，医院召开了三次现场会，鼓励开展特需医疗。
但是随着新医改推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要求越来越明确。而特需医疗这种多花钱就能享受更好服务的形式，违背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许多领导提出，要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中剥离出来，让前者走市场化运作之路。根据我的理解和分析，很有可能在未来3～5年内，特需医疗逐渐从公立医院中撤出。
, 百拇医药 我一再强调，一定要把卫生事业和卫生产业分开。卫生事业就是政府的事情，包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卫生产业是市场的事情。别看一字之差，市场的事情就应该交给市场解决，政府起引导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讲，以前花两三百元就能享受特需医疗，现在花同样的钱，还需先从号贩子手上买到特需的号。与其如此，不如让市场来解决这部分需求，用市场的杠杆来调节价格。
再有一点，现在各国都在进行医改，很难说孰优孰劣，但是好的经验就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端医疗应交由市场。
《中国医院院长》：谈及取消特需医疗，首先应对其范围有明确的界定，您如何定义特需医疗？
许朔：老实说，当初在命名这项服务时，卫生局的意见是“特需医疗”，而中日友好医院主张将其称之为“国际医疗部”，就是觉得较难对其作出精准定义。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成立之初，主要为外宾服务，而随着发展，这一概念逐渐淡化。特需医疗给患者造成的印象就是多花钱。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恰当的定义，我想应该从需求选择上来理解。比如住旅馆，有不同的星级选择；再比如坐飞机，有不同的舱位选择。那么看病就医也一样。条件允许的，可以选择单间，一方面可以避免暴露隐私，另一方面也能避开他人疾病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刺激。
, 百拇医药
《中国医院院长》：公立医院举办特需医疗优势明显。而特需医疗一旦从公立医院撤出，市场是否有能力将其接住？
许朔：对于公立医院来说，举办特需医疗的优势主要在品牌效应、设备支持、技术力量和区域优势等方面。在这些优势因素中，其他方面均相对好解决，而技术力量是关键所在。医改的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医生多点执业，这是实现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的重要支撑手段。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解决基层医疗问题还是民营医院技术力量薄弱问题，不解放医生都是不行的，医生必须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
当然，除此之外，实现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还需政策倾斜，如解决税收、医务人员职称等诸多问题。理想的状态是，政府能够对公立医院不做特需医疗的损失部分，予以一定补偿。
坦白来讲，现在的市场想要完全接住特需医疗，困难很大。北京、上海情况稍好，比如北京的民营医疗机构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虽然规模不大，技术力量欠佳，但3000余所民营医疗机构在专业方面涵盖了体检、妇产、儿科、骨科、眼科和皮肤科等多个领域。我始终反对恶性竞争，可以考虑将已经形成的、做得比较好的民营医疗资源整合起来。这些民营医疗机构形成合作的理念，各自发挥优势，初步整合为一个能够接住市场需求的机构。
, 百拇医药
《中国医院院长》：在您可预见的范围内，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面临哪些阻力？
许朔：特需医疗需求十分旺盛，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产阶级已经基本形成的大城市。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的门诊量从原来的日均两三百人增加到了现在的四五百人，80张床位已随时满员。
客观地说，特需医疗的存在为医院增加了收入。现在将其撤离，面临如何补偿医院这部分损失的问题。让公立医院马上放弃既得利益，需要一个过程。
可是换一个角度想，无论做什么改变都会有阻力，只是大局与小局的关系。从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公益性角度来讲，逐步取消公立医院特需医疗，十分必要。
《中国医院院长》：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撤出，您认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较为合理？
许朔：退出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可能继续保留这一部门，直接将资产剥离出来，成立新机构。当然这涉及国有资产、税收等诸多问题，比较麻烦。再比如，北京正在通州筹建高端国际医疗服务城，整合优质民营资源。而具体采用什么方式，要适应当地情况，根据该地区不同层次医疗需求的数量决定，严禁一刀切。如果当地基本医疗需求很大，现有资源很难满足，那么特需医疗占用的资源要及早让出。对一些资源相对剩余、存在特需医疗需求的医院，可能需要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 百拇医药(曾耀莹)
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朔认为：“轮廓逐渐清晰，基本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应由政府承担，而为满足社会多层次需求的特需医疗，应该由市场来解决。这不仅是中国医改的趋势，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
此说法得到了北京市卫生局发展规划处处长樊世民的应和，他告诉记者，其所在的发展规划处，今年同时挂牌成为社会办医服务处，北京市将逐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高端医疗。
许朔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专访时，进一步表明，公立医院取消特需医疗是大势所趋。不过就现状而言，不可能立即大刀阔斧，需要其他政策配套，逐步推进。
《中国医院院长》：特需医疗曾长久存在于公立医院，为什么现阶段面临剥离？
, 百拇医药
许朔：特需医疗在公立医院萌芽阶段有一定的道理，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我本人就是最早的特需医疗推动者。1997年，中国要入世，要求取消对外宾的价格“歧视”。价格可以取消，但需求无法取消。当时我们针对外宾做了一些市场调查，用三个月的时间提出一套方案，解决这部分人看病的硬件标准、软件标准、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等问题，是现在所谓的特需医疗雏形。
特需医疗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当时，我们将方案报告卫生局后，得到了大力支持，因为卫生局也在思索此事，我们相当于提前一步给出答案。我清楚地记得，医院召开了三次现场会，鼓励开展特需医疗。
但是随着新医改推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要求越来越明确。而特需医疗这种多花钱就能享受更好服务的形式，违背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许多领导提出，要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中剥离出来，让前者走市场化运作之路。根据我的理解和分析，很有可能在未来3～5年内，特需医疗逐渐从公立医院中撤出。
, 百拇医药 我一再强调，一定要把卫生事业和卫生产业分开。卫生事业就是政府的事情，包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卫生产业是市场的事情。别看一字之差，市场的事情就应该交给市场解决，政府起引导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讲，以前花两三百元就能享受特需医疗，现在花同样的钱，还需先从号贩子手上买到特需的号。与其如此，不如让市场来解决这部分需求，用市场的杠杆来调节价格。
再有一点，现在各国都在进行医改，很难说孰优孰劣，但是好的经验就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端医疗应交由市场。
《中国医院院长》：谈及取消特需医疗，首先应对其范围有明确的界定，您如何定义特需医疗？
许朔：老实说，当初在命名这项服务时，卫生局的意见是“特需医疗”，而中日友好医院主张将其称之为“国际医疗部”，就是觉得较难对其作出精准定义。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成立之初，主要为外宾服务，而随着发展，这一概念逐渐淡化。特需医疗给患者造成的印象就是多花钱。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恰当的定义，我想应该从需求选择上来理解。比如住旅馆，有不同的星级选择；再比如坐飞机，有不同的舱位选择。那么看病就医也一样。条件允许的，可以选择单间，一方面可以避免暴露隐私，另一方面也能避开他人疾病对自己造成的心理刺激。
, 百拇医药
《中国医院院长》：公立医院举办特需医疗优势明显。而特需医疗一旦从公立医院撤出，市场是否有能力将其接住？
许朔：对于公立医院来说，举办特需医疗的优势主要在品牌效应、设备支持、技术力量和区域优势等方面。在这些优势因素中，其他方面均相对好解决，而技术力量是关键所在。医改的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医生多点执业，这是实现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的重要支撑手段。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解决基层医疗问题还是民营医院技术力量薄弱问题，不解放医生都是不行的，医生必须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
当然，除此之外，实现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还需政策倾斜，如解决税收、医务人员职称等诸多问题。理想的状态是，政府能够对公立医院不做特需医疗的损失部分，予以一定补偿。
坦白来讲，现在的市场想要完全接住特需医疗，困难很大。北京、上海情况稍好，比如北京的民营医疗机构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虽然规模不大，技术力量欠佳，但3000余所民营医疗机构在专业方面涵盖了体检、妇产、儿科、骨科、眼科和皮肤科等多个领域。我始终反对恶性竞争，可以考虑将已经形成的、做得比较好的民营医疗资源整合起来。这些民营医疗机构形成合作的理念，各自发挥优势，初步整合为一个能够接住市场需求的机构。
, 百拇医药
《中国医院院长》：在您可预见的范围内，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面临哪些阻力？
许朔：特需医疗需求十分旺盛，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产阶级已经基本形成的大城市。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的门诊量从原来的日均两三百人增加到了现在的四五百人，80张床位已随时满员。
客观地说，特需医疗的存在为医院增加了收入。现在将其撤离，面临如何补偿医院这部分损失的问题。让公立医院马上放弃既得利益，需要一个过程。
可是换一个角度想，无论做什么改变都会有阻力，只是大局与小局的关系。从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公益性角度来讲，逐步取消公立医院特需医疗，十分必要。
《中国医院院长》：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撤出，您认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较为合理？
许朔：退出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可能继续保留这一部门，直接将资产剥离出来，成立新机构。当然这涉及国有资产、税收等诸多问题，比较麻烦。再比如，北京正在通州筹建高端国际医疗服务城，整合优质民营资源。而具体采用什么方式，要适应当地情况，根据该地区不同层次医疗需求的数量决定，严禁一刀切。如果当地基本医疗需求很大，现有资源很难满足，那么特需医疗占用的资源要及早让出。对一些资源相对剩余、存在特需医疗需求的医院，可能需要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 百拇医药(曾耀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