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浙江萧山，这是一座在20世纪初就受到西方传教士垂青的城市。我的父亲也因为跟随传教士习医，成为萧山城里的第一位西医。但由于所学内容有限，他仅能做姜片虫病等流行疾病的治疗，未能系统掌握现代化的医学，这成为他毕生的遗憾。因此，他为我取名“济生”，希望我能获得正规的医学知识，普济众生。

    1947年，我如愿考入上海医学院，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然而1952年，“服从国家需要”打破了我原本行医普济众生的愿望，我成为了一名生理学师资，到北医进行生理学教学和研究。1965年，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再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为了研究针刺麻醉，我转到了疼痛学专业。

    “是什么”与“为什么”

    中国中医博大精深，针刺镇痛驰名中外。但是，对其原理的论述，国内外却无人知晓。于是，在国家需求下，我和同事们开始了针刺麻醉原理研究。

    我们到医院临床观察患者，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还在北医成立了“中法疼痛治疗中心”，收治疼痛患者，进行基础与临床结合的研究。

    在临床实践中，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各种疼痛给患者带来的苦难。一次，一位头部患有带状疱疹的患者到中心求治：“医生，实在太疼了，我受不了啦，只要能不让我这么痛，把我的皮割掉都行啊!”患者的痛苦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增强了我从事疼痛事业的信心。1952年上医毕业时所抱的虽然学医却未能从医的遗憾，此时烟消云散。正是疼痛学的研究，令我重拾“普济众生”的信念，并带给我坚持研究的动力。

    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应邀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国际麻醉性药物研究会。这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参与国际交流，还做了《针刺镇痛阿片肽原理研究》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