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事件引发药品费用之争(2)
1999年，BCG分析表示，采取较多药价管制措施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及日本，其药品费用的增长率并不低于那些较少采取药价管制措施的国家，如瑞士、英国及美国。更甚者，药价管制政策不但没有起到控制药品费用的目的，往往还会扭曲医药行业的资源配置和医药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而中国的药价管制实践，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傅鸿鹏：药品价格和合理用药是控药费左右手
药品费用过快增长，是大多数国家医药卫生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政策干预的重点。现在，发达国家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大致在10%～20%间，而中国的此项比例长期处于40%～50%间的高水平，因此控制药品费用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上药品费用控制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用于药品的供方，包括直接和间接的价格管制、规范企业的利润率等；另一类是作用于药品的需方和使用过程，包括促进药品的合理利用、建立基本药物制度、限制药品过快更新等。
, 百拇医药
药品消费属于被动消费，同时还具有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专门机构，制订药品价格管理法规，对药品价格采取多种形式的控制。政府往往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参考定价等方式控制药价，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比较理想的降价效果，但是药品费用是由药品价格、药品使用数量和药品使用结构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药品价格的单纯下降，并不一定带来药品费用的必然下降，但是如果不控制价格，药品费用会更高。
药品虚高定价也是严重的问题，但以药补医和虚高定价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在医技服务定价过低的情况下，没有以药补医，也会有以检查补医，或者以耗材补医、分解服务等种种其他形式的问题出现。因此，必须正视劳动价值、理顺价格体系，政府才能理直气壮地去管制以药补医。
目前，由于政策因素、社会因素、药品性能、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临床操作规范、患者依从性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合理用药现象广泛存在。据统计，药品上市后，由于管理不善，70%不能得到有效利用，既影响医疗质量、增加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也造成卫生资源浪费。促进合理用药，是各国政府和医药卫生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 百拇医药
为防止医生和药剂人员滥用药品，许多国家采用处方费和药事服务费的形式，对医生和药品零售机构进行补偿，切断医务人员收入与药品销售间的经济联系，促进药品合理使用，控制药品费用。新医改初期，中国政府试图推进实施药事服务费政策，但中间遇到一些问题，目前进展缓慢。
对于卫生费用，卫生经济学界一直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表示用于维护健康的物质资源使用量，一定程度上与健康结果成正向关系。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长期以来卫生总费用水平偏低，这种情况下，卫生总费用不断增高，有合理和正当因素。但如果费用过高，影响了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就需要控制费用水平。更不可取的是，对资源的浪费，即卫生费用没有产出对应的服务，而是由于价格虚高和不合理治疗以及用药导致费用攀升。同理，药费高低的关键要看费用构成，在卫生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是否合适，而不是为了控费而控费。
另一方面的理解是，对于控制药品费用而言，药品价格控制和合理用药都是必须坚持的。但应该明确一点，医疗领域并非完全反对药品费用升高，而是反对“过高”和其中的不合理或浪费的成分。药品费用过高，更不应将所有的责任推至单个医生或医院身上，因为医生和医院的微观行为，都是受各种政策和管制影响的，因此还是政府的责任更大些。
, http://www.100md.com
解伟：GSK事件是个积极信号
跨国企业常以管理规范、财务严明著称，所以GSK(中国)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的消息无疑令人沮丧。其实据媒体披露：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商业贿赂重灾区。摩根士丹利、IBM、沃尔玛、礼来、辉瑞、西门子等知名企业，都曾涉嫌在华进行商业贿赂。
上述企业在发达国家的信誉记录通常清白，但在中国却常常陷身于经济犯罪丑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化经营行为，南橘北枳吗？这一针对物种无法适应自然环境的品质变化的理论，显然不能解释人类社会复杂的商业行为，此时博弈论或可用来释疑。
所谓博弈，就是参与者通过选择行动策略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博弈过程中，正确识别游戏规则，对于策略抉择及博弈结果十分重要。之所以强调对规则的辨识，是因为有些时候决定博弈者命运的，并不是主流话语所明文规定的正式规则，而是迫于道义压力不可言传、实际上却不同程度压制或驱逐“显规则”的种种“潜规则”。
, 百拇医药
“指鹿为马”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博弈，深刻揭示了两种规则的实际作用。“欺君罔上”是封建王朝律定的杀头大罪，士人又有“竭诚尽节”的道德传统，但最终掉脑袋的却是仗义执言的正直之士，阿附权势的无耻小人反而苟活，可见在这个博弈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顺昌逆亡”的潜规则。
法制不健全的市场中，同样存在显与潜两种对立的规则。大到跨国巨头，小至个体商贩，各类经营主体在市场中均以盈利为目的。如果不能准确辨识并适应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游戏规则，就会失去交易机会，甚至被市场淘汰。
跨国企业进入不规范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理论上面临“囚徒”和“智猪”两种博弈选择。囚徒困境，是由于潜规则盛行且违法成本偏低，遵纪守法反而处于竞争劣势，只能顺应潜规则以达到另类公平。而智猪博弈成立的前提是，本方实力明显强于对手，搞乱竞争秩序、增加交易成本给市场份额大的企业造成的损失更多，所以坚守显规则、维护秩序成为大企业的优势策略。但现实中往往存在若干同等实力级别的对手，比如多个跨国企业争夺同一市场，博弈只会陷入囚徒困境的状态——遵守显规则很可能被对手占得先机，顺从潜规则却至少可以不吃亏，于是不择手段的投机行为泛滥，并不断恶化着市场环境。
资本强势的跨国企业一旦入乡随俗，对设租者的俘获能力和对秩序的破坏能力，都大得惊人，最终将挤垮国内竞争对手，形成把持供应、操纵价格的寡头垄断格局。但我们并不能把采取歧视性差异经营策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涉案企业，而是要勇敢剖析阴魂不散的行业潜规则，用执行力恢复市场主体对显规则的信心和依赖。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这样的执行力和环境是责无旁贷的政府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GSK(中国)事件释放的是整饬、净化国内商业生态的积极信号。, 百拇医药(田晓婷)
傅鸿鹏：药品价格和合理用药是控药费左右手
药品费用过快增长，是大多数国家医药卫生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政策干预的重点。现在，发达国家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大致在10%～20%间，而中国的此项比例长期处于40%～50%间的高水平，因此控制药品费用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上药品费用控制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用于药品的供方，包括直接和间接的价格管制、规范企业的利润率等；另一类是作用于药品的需方和使用过程，包括促进药品的合理利用、建立基本药物制度、限制药品过快更新等。
, 百拇医药
药品消费属于被动消费，同时还具有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专门机构，制订药品价格管理法规，对药品价格采取多种形式的控制。政府往往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参考定价等方式控制药价，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比较理想的降价效果，但是药品费用是由药品价格、药品使用数量和药品使用结构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药品价格的单纯下降，并不一定带来药品费用的必然下降，但是如果不控制价格，药品费用会更高。
药品虚高定价也是严重的问题，但以药补医和虚高定价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在医技服务定价过低的情况下，没有以药补医，也会有以检查补医，或者以耗材补医、分解服务等种种其他形式的问题出现。因此，必须正视劳动价值、理顺价格体系，政府才能理直气壮地去管制以药补医。
目前，由于政策因素、社会因素、药品性能、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临床操作规范、患者依从性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合理用药现象广泛存在。据统计，药品上市后，由于管理不善，70%不能得到有效利用，既影响医疗质量、增加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也造成卫生资源浪费。促进合理用药，是各国政府和医药卫生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 百拇医药
为防止医生和药剂人员滥用药品，许多国家采用处方费和药事服务费的形式，对医生和药品零售机构进行补偿，切断医务人员收入与药品销售间的经济联系，促进药品合理使用，控制药品费用。新医改初期，中国政府试图推进实施药事服务费政策，但中间遇到一些问题，目前进展缓慢。
对于卫生费用，卫生经济学界一直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表示用于维护健康的物质资源使用量，一定程度上与健康结果成正向关系。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长期以来卫生总费用水平偏低，这种情况下，卫生总费用不断增高，有合理和正当因素。但如果费用过高，影响了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就需要控制费用水平。更不可取的是，对资源的浪费，即卫生费用没有产出对应的服务，而是由于价格虚高和不合理治疗以及用药导致费用攀升。同理，药费高低的关键要看费用构成，在卫生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是否合适，而不是为了控费而控费。
另一方面的理解是，对于控制药品费用而言，药品价格控制和合理用药都是必须坚持的。但应该明确一点，医疗领域并非完全反对药品费用升高，而是反对“过高”和其中的不合理或浪费的成分。药品费用过高，更不应将所有的责任推至单个医生或医院身上，因为医生和医院的微观行为，都是受各种政策和管制影响的，因此还是政府的责任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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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伟：GSK事件是个积极信号
跨国企业常以管理规范、财务严明著称，所以GSK(中国)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的消息无疑令人沮丧。其实据媒体披露：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商业贿赂重灾区。摩根士丹利、IBM、沃尔玛、礼来、辉瑞、西门子等知名企业，都曾涉嫌在华进行商业贿赂。
上述企业在发达国家的信誉记录通常清白，但在中国却常常陷身于经济犯罪丑闻。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化经营行为，南橘北枳吗？这一针对物种无法适应自然环境的品质变化的理论，显然不能解释人类社会复杂的商业行为，此时博弈论或可用来释疑。
所谓博弈，就是参与者通过选择行动策略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博弈过程中，正确识别游戏规则，对于策略抉择及博弈结果十分重要。之所以强调对规则的辨识，是因为有些时候决定博弈者命运的，并不是主流话语所明文规定的正式规则，而是迫于道义压力不可言传、实际上却不同程度压制或驱逐“显规则”的种种“潜规则”。
, 百拇医药
“指鹿为马”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博弈，深刻揭示了两种规则的实际作用。“欺君罔上”是封建王朝律定的杀头大罪，士人又有“竭诚尽节”的道德传统，但最终掉脑袋的却是仗义执言的正直之士，阿附权势的无耻小人反而苟活，可见在这个博弈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顺昌逆亡”的潜规则。
法制不健全的市场中，同样存在显与潜两种对立的规则。大到跨国巨头，小至个体商贩，各类经营主体在市场中均以盈利为目的。如果不能准确辨识并适应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游戏规则，就会失去交易机会，甚至被市场淘汰。
跨国企业进入不规范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理论上面临“囚徒”和“智猪”两种博弈选择。囚徒困境，是由于潜规则盛行且违法成本偏低，遵纪守法反而处于竞争劣势，只能顺应潜规则以达到另类公平。而智猪博弈成立的前提是，本方实力明显强于对手，搞乱竞争秩序、增加交易成本给市场份额大的企业造成的损失更多，所以坚守显规则、维护秩序成为大企业的优势策略。但现实中往往存在若干同等实力级别的对手，比如多个跨国企业争夺同一市场，博弈只会陷入囚徒困境的状态——遵守显规则很可能被对手占得先机，顺从潜规则却至少可以不吃亏，于是不择手段的投机行为泛滥，并不断恶化着市场环境。
资本强势的跨国企业一旦入乡随俗，对设租者的俘获能力和对秩序的破坏能力，都大得惊人，最终将挤垮国内竞争对手，形成把持供应、操纵价格的寡头垄断格局。但我们并不能把采取歧视性差异经营策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涉案企业，而是要勇敢剖析阴魂不散的行业潜规则，用执行力恢复市场主体对显规则的信心和依赖。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这样的执行力和环境是责无旁贷的政府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GSK(中国)事件释放的是整饬、净化国内商业生态的积极信号。, 百拇医药(田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