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闵行模式”和重庆“药交所模式”则反其道行之。在“药交所模式”中，行政部门主动淡出药品采购环节，用第三方平台方式将议价权归还给医药双方。在此模式下，购销双方的实际交易环节大为减少。而在“闵行模式”中，尽管从表面看，政府以行政手段整顿既有采购环节，看似参与主体有所增加，但实质上，医院和药商的招采环节均比之前减少。药商将药品配送至医院后，不用再对医院进行二次推销，从实质上减少了购销双方的采购环节。

    “在中国现有行政体制下，每增加一个管理环节，都会增加一定的成本。管理环节越多，产品的成本就越高。”在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看来，若想最终降低药品价格，就要尽量降低管理成本。“如果取消50%的管理成本，10%可以变成企业利润，40%可以降价让利患者，一举多赢。”

    除此之外，“闵行模式”和重庆“药交所模式”的第二个相同点，便在于引入了市场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