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保护”还是“积极改变”(1)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如果向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调查最令其头痛的问题，答案非医患关系之苦莫属。这也是医院的管理者非常头痛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社会还是医疗圈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最让医务人员难过的词已不再是“医闹”，而是“伤医”。我们不怕遇到问题，怕的是遇到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
然而，一些医院对医患纠纷往往只是简单的“对症下药”——一罚了事。某些医院为了减少眼前的纠纷，甚至以“消极保护”思想扭曲“医道”。举例而言，曾有某家三级医院的《手术同意书》已经被改名为《手术志愿书》，在患者签字栏中几乎都以“要求”二字开头，如“要求切除双侧卵巢”、“要求输血小板”……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某位著名医学专家在一次医学会议中的抱怨：“今天，我们的医生已经不会给患者看病了，因为他们的脑子里面为了减少纠纷只记得两句话：‘可查可不查的一定要查，可救可不救的一定别救’。”但更可悲的是如此抱怨居然得到了台下与会者的掌声。为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反映了大部分医生工作中的无奈和不满。
, 百拇医药
在医患纠纷频发的今天，如此“看病”似乎可以对医生起到一种“消极保护”的作用。但是，你会发现《志愿书》和“要求”并不能减轻一丝医务人员对患者应尽的法律责任，反而会令医患关系变得对立、疏远，甚至冷漠；你会发现这种“消极保护”将会造成滥开检查、推诿急危患者的现象屡禁不止，并最终导致医患双方两败俱伤。试想，当你年近九旬，一身疾病的时候，在这种可怕的“消极保护”思想之下，已经成为“易碎品”的你，很有可能无法找到一家愿意接收你的医院。试问，长此以往，作为医务人员的我们真的能感受到身为医生的尊严吗？
再谈医疗行业内的不正之风为何屡禁不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政府对医务人员有愧，便在行政管理上“睁一眼闭一眼”，加之管办不分，导致政府行政威慑力很难指向自己的医院和医生，于是“对不起患者”的事情屡见不鲜，并愈演愈烈。陷于财政补偿不到位等窘境的医疗行业，正在遵循了一种“丛林逻辑”——“你对不起我，就别怪我对不起他”。我们将各种困难和问题转嫁给患者。医院的大楼越来越高，检查设备越来越好，可是医院和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却越来越差，医与患之间的“信任”受到了严重挑战。在这种逻辑下，“商业利益”倒成了医疗行业的“朋友”。更有甚者，滥用药物已经突破了人不得“图财害命”的道德底线，更遑论医生的道德底线。我认为这可能才是今天医生的职业幸福感和尊严感日益下降的关键吧。
, 百拇医药
患者变了吗
很多年前，一位美国学者在国内某知名医学院讲学时，给中国的医学博士生们提出一个问题：“请从医学角度回答，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答曰：“细胞”。美国学者紧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请从医学角度回答，狗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又不约而同地回答：“细胞”。安静了片刻后，课堂里爆发出一片笑声。这就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生们。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医学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人”。人的什么改变了呢？是“细胞”吗？绝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在整个人类演化进程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或者说中国患者发生最大的改变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如果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权利”便可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这就是美国学者发问的真实动机，他在用一个简短的问答证明中国医学教育的最大问题所在。他也在预言，像这样以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无论如何早起晚睡，也无法满足权利意识复苏的全新社会需求，他一定会力不从心……
, http://www.100md.com
如果调查医务人员最不喜欢从事什么职业的患者？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老师、律师、记者、公务员和医生”。没错，正是这五类“学习型患者”经常惹医务人员生气，因为他们不仅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更有极强的求知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加入到学习型患者的队伍中，他们开始经常百度和谷歌医生的告知内容，互联网已经使得医务人员对专业知识垄断的年代结束了。医务人员习惯的“父权式医患关系”(我为你好，你听我的，不要问那么多问题，按我说的做就是了)已经结束了，唯有“朋友式医患关系”(给予共同参与的学习与讨论)可以令“学习型患者”满意。法律上“知情同意”制度完全没有保护医务人员的作用，而临床上的医生却还在将其理解为“免责”或“总程序”、“负担”，少有医务人员将“知情同意”上升到教育患者的高度去看待和重视。
展望国际上医学的发展方向，面对“学习型患者”，有人选择的是“主动改变”，运用多媒体课件、VCR录像、App应用软件大幅度提高教育患者的效果和效率，而我们的医生却还在抱怨和责备患者……
, 百拇医药
“治病救人”还是“帮助患者”
长久以来，医生以“视患如亲”的心态悬壶济世，而患者也常以“华陀再世”、“仁心仁术”的感恩心情回报，医患关系极为融洽。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暴露于医院这一社会终端，社会给医疗行业提出了许多许多新问题。
实际上，如果当医务人员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作为行医的唯一目的，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如同一场赌博，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最终一定以失败作为结局。因为几乎所有的患者最终都要死在医院里。
更为可怕的是，如果当医务人员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作为行医的唯一目的，你会发现你的工作结果是你自己不可操控的，不可决定的，因为哪怕是再轻微的疾病，你都不能够对患者做出针对治疗结果的承诺，那是你不能确保的。
但是，如果中国医生们换个角度看问题，把“帮助患者”作为行医的目的，作为工作的目标，那我们将永远成功而没有失败，更为重要的是在“帮助患者”的过程中医务人员一定会获得比“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更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哪怕你面对一个胰腺癌晚期的患者，如果你从“帮助患者”的角度，你会发现你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你可以帮助他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你甚至于可以满足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小小的心愿，也许就是再吃一碗炸酱面，也许就是再看看自己孙子的照片……, 百拇医药(王岳)
如果向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调查最令其头痛的问题，答案非医患关系之苦莫属。这也是医院的管理者非常头痛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社会还是医疗圈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最让医务人员难过的词已不再是“医闹”，而是“伤医”。我们不怕遇到问题，怕的是遇到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
然而，一些医院对医患纠纷往往只是简单的“对症下药”——一罚了事。某些医院为了减少眼前的纠纷，甚至以“消极保护”思想扭曲“医道”。举例而言，曾有某家三级医院的《手术同意书》已经被改名为《手术志愿书》，在患者签字栏中几乎都以“要求”二字开头，如“要求切除双侧卵巢”、“要求输血小板”……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某位著名医学专家在一次医学会议中的抱怨：“今天，我们的医生已经不会给患者看病了，因为他们的脑子里面为了减少纠纷只记得两句话：‘可查可不查的一定要查，可救可不救的一定别救’。”但更可悲的是如此抱怨居然得到了台下与会者的掌声。为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反映了大部分医生工作中的无奈和不满。
, 百拇医药
在医患纠纷频发的今天，如此“看病”似乎可以对医生起到一种“消极保护”的作用。但是，你会发现《志愿书》和“要求”并不能减轻一丝医务人员对患者应尽的法律责任，反而会令医患关系变得对立、疏远，甚至冷漠；你会发现这种“消极保护”将会造成滥开检查、推诿急危患者的现象屡禁不止，并最终导致医患双方两败俱伤。试想，当你年近九旬，一身疾病的时候，在这种可怕的“消极保护”思想之下，已经成为“易碎品”的你，很有可能无法找到一家愿意接收你的医院。试问，长此以往，作为医务人员的我们真的能感受到身为医生的尊严吗？
再谈医疗行业内的不正之风为何屡禁不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政府对医务人员有愧，便在行政管理上“睁一眼闭一眼”，加之管办不分，导致政府行政威慑力很难指向自己的医院和医生，于是“对不起患者”的事情屡见不鲜，并愈演愈烈。陷于财政补偿不到位等窘境的医疗行业，正在遵循了一种“丛林逻辑”——“你对不起我，就别怪我对不起他”。我们将各种困难和问题转嫁给患者。医院的大楼越来越高，检查设备越来越好，可是医院和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却越来越差，医与患之间的“信任”受到了严重挑战。在这种逻辑下，“商业利益”倒成了医疗行业的“朋友”。更有甚者，滥用药物已经突破了人不得“图财害命”的道德底线，更遑论医生的道德底线。我认为这可能才是今天医生的职业幸福感和尊严感日益下降的关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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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变了吗
很多年前，一位美国学者在国内某知名医学院讲学时，给中国的医学博士生们提出一个问题：“请从医学角度回答，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答曰：“细胞”。美国学者紧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请从医学角度回答，狗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又不约而同地回答：“细胞”。安静了片刻后，课堂里爆发出一片笑声。这就是基于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生们。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医学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人”。人的什么改变了呢？是“细胞”吗？绝不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在整个人类演化进程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或者说中国患者发生最大的改变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如果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权利”便可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这就是美国学者发问的真实动机，他在用一个简短的问答证明中国医学教育的最大问题所在。他也在预言，像这样以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无论如何早起晚睡，也无法满足权利意识复苏的全新社会需求，他一定会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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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调查医务人员最不喜欢从事什么职业的患者？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老师、律师、记者、公务员和医生”。没错，正是这五类“学习型患者”经常惹医务人员生气，因为他们不仅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更有极强的求知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加入到学习型患者的队伍中，他们开始经常百度和谷歌医生的告知内容，互联网已经使得医务人员对专业知识垄断的年代结束了。医务人员习惯的“父权式医患关系”(我为你好，你听我的，不要问那么多问题，按我说的做就是了)已经结束了，唯有“朋友式医患关系”(给予共同参与的学习与讨论)可以令“学习型患者”满意。法律上“知情同意”制度完全没有保护医务人员的作用，而临床上的医生却还在将其理解为“免责”或“总程序”、“负担”，少有医务人员将“知情同意”上升到教育患者的高度去看待和重视。
展望国际上医学的发展方向，面对“学习型患者”，有人选择的是“主动改变”，运用多媒体课件、VCR录像、App应用软件大幅度提高教育患者的效果和效率，而我们的医生却还在抱怨和责备患者……
, 百拇医药
“治病救人”还是“帮助患者”
长久以来，医生以“视患如亲”的心态悬壶济世，而患者也常以“华陀再世”、“仁心仁术”的感恩心情回报，医患关系极为融洽。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暴露于医院这一社会终端，社会给医疗行业提出了许多许多新问题。
实际上，如果当医务人员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作为行医的唯一目的，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如同一场赌博，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最终一定以失败作为结局。因为几乎所有的患者最终都要死在医院里。
更为可怕的是，如果当医务人员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作为行医的唯一目的，你会发现你的工作结果是你自己不可操控的，不可决定的，因为哪怕是再轻微的疾病，你都不能够对患者做出针对治疗结果的承诺，那是你不能确保的。
但是，如果中国医生们换个角度看问题，把“帮助患者”作为行医的目的，作为工作的目标，那我们将永远成功而没有失败，更为重要的是在“帮助患者”的过程中医务人员一定会获得比“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更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哪怕你面对一个胰腺癌晚期的患者，如果你从“帮助患者”的角度，你会发现你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你可以帮助他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你甚至于可以满足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小小的心愿，也许就是再吃一碗炸酱面，也许就是再看看自己孙子的照片……, 百拇医药(王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