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困惑与坚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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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药品回扣。“收受药品回扣可以说是医疗行业人尽皆知的潜规则，而且好多人都在按这个潜规则办事，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认识的医生中90%都拿过药品回扣。”西南地区一家三甲医院的普通外科医生李明亮直言不讳地说。在他的医生朋友圈子里，不少人是处方越开越大，各种新药越开越多，化验等检验越来越复杂，完全违背了医生在抗生素使用上的规定和职责。比如对患有炎症的患者，做一两项必要的检查就行了，却常常是检验单一开就是十几种，多的达三四十种。由于检验都有不同程度的提成，医生开的项目多，回扣就多。
开药也是同样，用第一代“头孢”既省钱又治病，可为了吃回扣，医生们比着开第5代、第6代，因为开一盒新药有十几甚至几十元的好处，这种方式下钱来的非常容易。还有例如心脏支架手术，进口的支架需2万～3万元，如果一台手术用2个支架，医生的提成可达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到医院看病，最好穿得寒酸些，因为医生会边看病边打量你的衣着。如果看出你有钱，医生会给你开最贵的药。”当今吃各种回扣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医院用的各种医疗器具，特别是一次性消耗品，回扣的钱高于产品的价格，有的住院部的科室，甚至把一些患者治疗时节余的药物再退回药房，二次卖给患者。张明亮告诉记者，他一个朋友当了5年科主任，现在已开上了宝马，住上了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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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红包。关于红包这个话题，记者采访得更多的是患者和曾经接受过手术治疗的朋友。90%的手术患者给医务人员送过红包，接收的有40%，拒收的有50%。当然，送红包跟自己的病情轻重有直接关系，病情重的就送“厚”些，病情轻的就送“轻”些。一位朋友向记者介绍，他母亲前不久因晚期胃癌做手术，红包的分配方案是：主刀医生2000元，麻醉师1000元，病房护士长500元。“毕竟是大手术，人命关天，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这也是许多患者或家属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手术天天做，红包天天有，这样 “细水长流”的日子就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不想“发”都难了。
三是“接私活”。还有一种比较文雅的说法就是“走穴”。
据了解，在国内收入最高的医生是神经外科、脊柱外科和心脏外科医生，院外请其去“会诊”的频率也是最高的。知名三甲医院外科主任如果受邀外出做手术，邀请方就会早早将来回机票订好，做一台手术就能进帐五千或一万。一位脑胶质瘤患者告诉记者，她先后两次邀请一位专家来为自己做手术，两次给了对方2万元，还不算机票钱在内。如果第三次复发，还得再请那位专家。有些知名医生平时无法请假，便常常利用周末出去做手术，他们因此被戏称为“周末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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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梦想还要“坚守”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其酸甜苦辣，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记者的受访者中，有5名医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改了行；但更多的人在坚持着，或是等待着，等待着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在这“坚持”的人群中，记者看到了一部分有别于“坚持”的人，他们的姿态是“坚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高地，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坚守着患者的生命安危，如同大漠戈壁里“千年不死”的胡杨，任它寒来暑往，任它风吹雨打，始终牢牢地植根于大地，挺立在天地之间。
“不为别的，只为梦想。尽管我家也不富裕，也需要钱，但我绝不会为了钱改行或者是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北京某知名医院医生李成宏说，自己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医生，因为小的时候曾得过一场大病，是一位德技双馨的医生将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的，所以深知身染疾病的痛苦和绝望，也明白了医生职业的伟大与崇高。在他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他做到了“三不”：不收红包，不拿回扣，不接受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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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收治过一个小女孩，她的病情很重，在当地医院花光了所有积蓄不见效后才找的我，她们家的医疗费是靠卖猪羊凑的，有一段时间没有治疗费，她父亲甚至想到去卖肾，我得知后，还号召大家向她们家捐款。最后我没有辜负她们的期望，终于将她的病治好了。出院时，她们一家三口竟然一同跪在地上向我表示感激，那种欣慰之情和成就感是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李成宏慢慢叙述这些情景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满满的自豪与喜悦。
“在我的记忆中，七八十代在乡下看个感冒，有时花几毛就解决了问题，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现在在大城市看个感冒，有时甚至需要花上千元，患者不满意，医生还得挨骂，医患关系搞得这么紧张，这到底是怎么了？”李成宏充满了困惑与无奈。
但他最后坚定地表示：“就想当个好医生。”这个纯朴的想法，与金钱、地位、声望等附加因素无关。而与他有着同样心愿的医生们，始终在日复一日的忙碌辛苦中“坚守”着……, 百拇医药(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