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宣战抑郁症
8月11日，著名影星罗宾·威廉姆斯在其位于美国加州的寓所自杀，而不为影迷们所知晓的是，这位在影视剧中给人们带来无限欢乐与教育意义的喜剧角色却在现实生活中深受抑郁症的困扰，而其自杀也正与此相关。与罗宾·威廉姆斯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近3亿人的生活和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因抑郁症而受到影响。
8月15日，第七届全国心理卫生大会在北京召开，抑郁症成为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会议期间，大会秘书长、组委会主任王刚教授发布了“中国首次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数据调查报告，报告的发布引起了与会者和新闻界对抑郁症的再次关注。
据悉，该项调查是迄今为止中国首次针对雇员和企业管理者两类人群同时开展的抑郁症调查。其针对雇员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因为抑郁症而请假中断工作，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注意力集中困难而使工作效率低于平常水平导致休病假。
抑郁症作为一项特殊性疾病在社会上广泛存在，而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其治疗方法在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传播与认知。会议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下称“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教授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谈到中国抑郁症治疗的发展现状，国内医疗机构对于抑郁症的治疗情况，以及其所在的北京安定医院是如何通过学科整合等多重举措来推动抑郁症治疗水平提升的。
, 百拇医药
抑郁症“抑郁”
谈及中国抑郁症的治疗现状，王刚对此并不乐观。王刚分析，抑郁症疾病带来的负担主要不是医疗的花费。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抑郁症治疗中的药品支出导致的负担大概占疾病整体负担的3%，而门诊、住院等总体负担占比约为30%，更多的负担是因为工作效率下降，由误工导致的生产力水平的下降。
根据这次调研，调研组从12个国家中分别抽取1000个样本，有100人是雇主，而另外900人是普通雇员。调研组首先得出第一个数字—抑郁症的患病率，中国调研的数字是6%，1000个调查对象中有60人是被专业人员明确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而这一比例在欧洲是20%。
“以往考虑到经济和文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抑郁症患病率可能更高的现实，而调研结果反映出来职业人群与国内整体发病率总体相当，所以我们可能低估了职业人群的抑郁症患病率。”王刚教授认为，出于社会压力，很多潜在的抑郁症患者仍未能得到及时的诊断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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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指出，这次调查还暴露了中国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上对于抑郁症患者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从雇主的角度来讲，如果雇员得了抑郁症，从公司角度进行资源调动来应对疾病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的，有超过40%的雇主认为公司现有的一些机制和资源在帮助雇员应对抑郁症方面是有障碍的。
2013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尽管明确了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工作和学习等各方面的权利，但是这部国家大法并没有与之配套、操作性很强、标准很明确的配套法规。
而让抑郁症患者最为“抑郁”的是中国在抑郁症治疗上的积弊与短板。在抑郁症治疗上，专业医疗机构显然在治疗水平和疾病研究上有着更专业的条件，而现实却是，大多数患者选择了在综合医院进行治疗而不是在专科医院。在医疗机构的选择上，患者显然面临着诸多社会压力。
王刚教授尖锐地指出，很多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根本不具备精神疾病的诊疗资格。“长期以来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不敢诊断抑郁症，他们只能下‘抑郁状态’的状态诊断。”王刚进而指出，法律还规定其不能给处方，但是一半以上的抗抑郁处方来自综合医院，以某药品为例，甚至会出现80%？ 90%的处方来自于综合医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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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三级医院必须设立心理科或者精神科门诊。而在王刚教授看来，建几个房子容易，但是受过系统训练的精神科或者心理医师从何处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精神卫生法》、《职业医师法》严格要求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要综合医院真正承担起抑郁症治疗的重要社会责任，人才梯队培养建设非常重要。显然，在医疗资源短缺的当下，精神科医师优秀人才的短缺尤为明显。
探路学科整合
谈及抑郁症的治疗，王刚教授认为，从新药物使用的可获得性上看，中国相对于欧美国家滞后的时间越来越短，甚至很多大的医药公司在尽力追求新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同步上市，从这些方面来讲是在进步。“但是从治疗的模式上看，我们仍然是落后的。”王刚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
在王刚看来，抑郁症最重要的治疗模式应该是综合治疗模式，它不仅仅是药物治疗，但国内对抑郁症的治疗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单纯药物治疗模式上。何为综合治疗模式？王刚举例说，抑郁症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心理治疗。而国内60万心理咨询师当中有医学专业背景的极少，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在医疗机构，而是在高校、研究所工作。他们日常接触不到或者很少接触到患者，即便接触到了他们也识别不出来患者有病还是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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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大量的抑郁症患者，往往都辗转很多地方，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选择到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如何将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社会资源与医疗机构对接起来，让他们不仅仅解决非疾病问题，同时也解决疾病人群，特别是抑郁症人群的心理问题，这是一个难题。”王刚告诉记者。
王刚教授补充说，还有一些新型治疗技术在美国FDA已获批，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在中国迟迟不能获批，无论技术多么成熟，这种违规违法的事情没有医疗机构敢尝试。因此，在引入新型诊疗技术和诊疗设备上，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加快审批，为疾病的诊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王刚提出，中国在未来也应搭建综合治疗平台，对中国的心理师、治疗师、咨询师进行联网管理，把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医疗机构如果需要这些资源，我们能够利用什么样的平台整合在一起，这是不是行业协会可以做的一些事。”
2006年，王刚留美归国后，在北京安定医院整合相关学科，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抑郁症治疗中心。在该中心成立之前，北京安定医院的门诊和住院患者接近80%是精神科疾病；3年后北京安定医院的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50%是情绪障碍，也即抑郁患者。“一个抑郁症治疗中心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北京安定医院患者疾病结构，我们并没有创造需求，而是适应了社会需求。”王刚总结道。
王刚告诉记者，他始终觉得一个学科的发展，一个科室的发展，乃至一个医院的发展都需要经营。这种经营是在很多方面都要用心，如在临床服务、科研、教学等方面，还包括品牌的建立，学科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知名度、辐射范围等等。“使我欣慰的是，我们把解决临床问题作为科研主导方向。我绝对不希望看到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的书架上只有一堆废纸。那有什么意义？”王刚反问道。, http://www.100md.com(田晓婷)
8月15日，第七届全国心理卫生大会在北京召开，抑郁症成为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会议期间，大会秘书长、组委会主任王刚教授发布了“中国首次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数据调查报告，报告的发布引起了与会者和新闻界对抑郁症的再次关注。
据悉，该项调查是迄今为止中国首次针对雇员和企业管理者两类人群同时开展的抑郁症调查。其针对雇员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因为抑郁症而请假中断工作，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注意力集中困难而使工作效率低于平常水平导致休病假。
抑郁症作为一项特殊性疾病在社会上广泛存在，而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其治疗方法在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传播与认知。会议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下称“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教授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谈到中国抑郁症治疗的发展现状，国内医疗机构对于抑郁症的治疗情况，以及其所在的北京安定医院是如何通过学科整合等多重举措来推动抑郁症治疗水平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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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抑郁”
谈及中国抑郁症的治疗现状，王刚对此并不乐观。王刚分析，抑郁症疾病带来的负担主要不是医疗的花费。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抑郁症治疗中的药品支出导致的负担大概占疾病整体负担的3%，而门诊、住院等总体负担占比约为30%，更多的负担是因为工作效率下降，由误工导致的生产力水平的下降。
根据这次调研，调研组从12个国家中分别抽取1000个样本，有100人是雇主，而另外900人是普通雇员。调研组首先得出第一个数字—抑郁症的患病率，中国调研的数字是6%，1000个调查对象中有60人是被专业人员明确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而这一比例在欧洲是20%。
“以往考虑到经济和文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抑郁症患病率可能更高的现实，而调研结果反映出来职业人群与国内整体发病率总体相当，所以我们可能低估了职业人群的抑郁症患病率。”王刚教授认为，出于社会压力，很多潜在的抑郁症患者仍未能得到及时的诊断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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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指出，这次调查还暴露了中国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上对于抑郁症患者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从雇主的角度来讲，如果雇员得了抑郁症，从公司角度进行资源调动来应对疾病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的，有超过40%的雇主认为公司现有的一些机制和资源在帮助雇员应对抑郁症方面是有障碍的。
2013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尽管明确了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工作和学习等各方面的权利，但是这部国家大法并没有与之配套、操作性很强、标准很明确的配套法规。
而让抑郁症患者最为“抑郁”的是中国在抑郁症治疗上的积弊与短板。在抑郁症治疗上，专业医疗机构显然在治疗水平和疾病研究上有着更专业的条件，而现实却是，大多数患者选择了在综合医院进行治疗而不是在专科医院。在医疗机构的选择上，患者显然面临着诸多社会压力。
王刚教授尖锐地指出，很多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根本不具备精神疾病的诊疗资格。“长期以来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不敢诊断抑郁症，他们只能下‘抑郁状态’的状态诊断。”王刚进而指出，法律还规定其不能给处方，但是一半以上的抗抑郁处方来自综合医院，以某药品为例，甚至会出现80%？ 90%的处方来自于综合医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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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三级医院必须设立心理科或者精神科门诊。而在王刚教授看来，建几个房子容易，但是受过系统训练的精神科或者心理医师从何处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精神卫生法》、《职业医师法》严格要求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要综合医院真正承担起抑郁症治疗的重要社会责任，人才梯队培养建设非常重要。显然，在医疗资源短缺的当下，精神科医师优秀人才的短缺尤为明显。
探路学科整合
谈及抑郁症的治疗，王刚教授认为，从新药物使用的可获得性上看，中国相对于欧美国家滞后的时间越来越短，甚至很多大的医药公司在尽力追求新药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同步上市，从这些方面来讲是在进步。“但是从治疗的模式上看，我们仍然是落后的。”王刚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
在王刚看来，抑郁症最重要的治疗模式应该是综合治疗模式，它不仅仅是药物治疗，但国内对抑郁症的治疗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单纯药物治疗模式上。何为综合治疗模式？王刚举例说，抑郁症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心理治疗。而国内60万心理咨询师当中有医学专业背景的极少，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在医疗机构，而是在高校、研究所工作。他们日常接触不到或者很少接触到患者，即便接触到了他们也识别不出来患者有病还是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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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大量的抑郁症患者，往往都辗转很多地方，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才选择到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如何将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社会资源与医疗机构对接起来，让他们不仅仅解决非疾病问题，同时也解决疾病人群，特别是抑郁症人群的心理问题，这是一个难题。”王刚告诉记者。
王刚教授补充说，还有一些新型治疗技术在美国FDA已获批，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在中国迟迟不能获批，无论技术多么成熟，这种违规违法的事情没有医疗机构敢尝试。因此，在引入新型诊疗技术和诊疗设备上，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加快审批，为疾病的诊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王刚提出，中国在未来也应搭建综合治疗平台，对中国的心理师、治疗师、咨询师进行联网管理，把资源进行统一调配。“医疗机构如果需要这些资源，我们能够利用什么样的平台整合在一起，这是不是行业协会可以做的一些事。”
2006年，王刚留美归国后，在北京安定医院整合相关学科，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抑郁症治疗中心。在该中心成立之前，北京安定医院的门诊和住院患者接近80%是精神科疾病；3年后北京安定医院的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50%是情绪障碍，也即抑郁患者。“一个抑郁症治疗中心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北京安定医院患者疾病结构，我们并没有创造需求，而是适应了社会需求。”王刚总结道。
王刚告诉记者，他始终觉得一个学科的发展，一个科室的发展，乃至一个医院的发展都需要经营。这种经营是在很多方面都要用心，如在临床服务、科研、教学等方面，还包括品牌的建立，学科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知名度、辐射范围等等。“使我欣慰的是，我们把解决临床问题作为科研主导方向。我绝对不希望看到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的书架上只有一堆废纸。那有什么意义？”王刚反问道。, http://www.100md.com(田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