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体系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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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病友：我院被农保中心和县财政局扣款达1500多万元，致药品采购受到限制，目前只能采购抢救药品和基本药物，造成看病更难。敬请谅解!”2014年12月，这样一则致歉信息被公布在了浙江台州市仙居县第二人民医院的LED屏幕上。造成这种困境的起因，是2011年仙居县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方式改革。
2011年浙江省确定31个统筹地区为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省级试点，仙居县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支付变革正是始于2011年。同年3月30日，发改委、原卫生部下发《关于开展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启动了全国范围的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
同年5月31日，人社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首次给出了一个医保付费方式改革目标的官方纲要：结合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加强总额控制，探索总额预付。10月31日，人保部又宣布，包括北京在内的40个城市被列入首批医保付费方式改革试点地区。
支付方式的改革确立了新的激励机制，无论对医院还是医务人员来说，都意味着收入结构的改变，适应过程无疑将是痛苦的。医保机构按不同的病种分组设置定额封顶线，医疗行为会被约束在线内。而其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当医改逐步进入深水区之时，能够开辟出一条利益冲突最小的路径，以促使改革的持续和深入。
在实操层面，北京DRG付费改革的试点在屡屡延宕后终于在2011年10月启动，而上海的总额预付在长达3年的试点后也于2012年全面铺开。由此，形成了一南一北两大样板。
北京的按病种分组付费项目相关研究始于2003年。2008年，结合采集自北京148家医院的数据，参考国际相应的分组标准，北京市自己的DRG技术标准问世，并应用到了一些医院的管理和评价当中。
上海的总额预付首先于2005年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2009年仁济医院、上海华山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3家三级医院启动医保预付试点；2010年扩大到10家三级医院和全部公立二级医院；2011年进一步推广到全部三级医院。至此，医保预付成为上海医保支付方式的主体形式。
旨在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鼓励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改变医院激励因素、提高医疗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的医保支付，由于存在管理经办主体分离、筹资差距大、报销政策不统一等问题，加之医院缺乏相对应的操作经验，仙居式的试错在所难免。随着医保收入在医院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如何有效、合理运用医保资金将是医院面对的巨大课题。, 百拇医药(刘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