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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排行潮起(3)
http://www.100md.com 2016年3月15日 《中国医院院长》 2016年第6期
     2014年,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首次发布时,首届中国医学科学发展论坛也同时举行。这一模式在2015年得到延续。

    排行榜的商业化倾向受到行业人士关注。北京东软望海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段成卉对此表达了提醒,她表示,医院排行榜是对这个行业各个优秀医院代表的肯定,是一种荣誉和激励。但是排行榜不应该一窝蜂,不能成为市场化的炒作。

    “被行业认可的机构做排行榜,我是支持的,但非常不同意利益机构和商业机构做排行。商业机构的动力一定是逐利的。也许初衷是好的,但走着走着就跟利益挂钩了。排行榜一定要由行业专业机构来做,比如研究机构、非营利性机构。”段成卉对《中国医院院长》坦承,“这件事商业机构不适合,跟商业机构有连带关系的也不适合。如果机构的排行榜足够科学、公允,有足够数据支撑,排行本身也会形成口碑。排行怎么来,为什么会形成,是不是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公平性,业内都有一个评估。大家很清楚每个排行榜的含金量是多少,有没有逐利。如果发心是逐利的,或许会有暂时的影响力,但长久不会被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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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成卉的观点得到记者采访的绝大多数专家的认可,但也有医院管理者认为,只要机构通过正当的排行,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是无可厚非的。“机构获益客观存在,这是由市场调节的。举办的论坛,医院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可以选择参加这里,也可以选择参加那里。每个医院的决策和定位不一样。”武汉市中心医院院长夏家红向《中国医院院长》分析,“不是说我们排名靠前就支持它这个排行,排名靠后就不支持。机构做排行不是学雷锋,有自己利益方面的诉求,这很正常。”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侯建全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参与排行榜不需要送礼,榜单发布之后如果不开个会,彼此之间就没有一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必要的沟通交流还是需要的,但是不能以排行榜为借口获取相关利益。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排行机构的高度重视,这里面有很多潜在因素,要杜绝出现‘寻租’现象。”

    行业人士对复旦版排行榜表达信任的多,对艾力彼版排行榜则颇有微词,认为后者商业化痕迹明显。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难揣测,尽管各大排行机构一再申明自己是纯粹的第三方民间机构,然而复旦、北大、医科院等官方头衔怎能不影响人们的心理。很多人把复旦医管所默认为复旦大学,干脆把排行榜的发布者视为复旦大学。“复旦版医院排行榜”“北大年度排行榜”这些称谓就是最好的证明。官方头衔的天然权威和公信力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判断,而草根出身的香港艾力彼要得到认可还有很长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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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排行榜的质疑,与其说是对商业化的质疑,不如说是对其身份和背后评价方式的质疑。

    数据成痛点

    事实上,高解春最初受到美国医院排行榜启发,因此复旦版医院排行榜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的做法。

    美国规模庞大的最佳医院评选,首先是在5189个社区以上的医院进行资格遴选,在此基础之上,评委们采取Donabidian质量评价方法学,从结构、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对16个专科进行综合质量评价。其中,结构因素需要考虑医院床位数、出院人数、患者与护士比等客观因素,过程因素采取同行评议的唯声誉评价法,结果因素则采取所有患者的诊断相关改良分组方法(APR-DRG)。

    美国经验很值得参照,但要获得中国医疗资源配置状况、各家医院诊疗结果,如患者的围手术期死亡率、非计划重返手术室率、术后并发症、校正死亡率等信息非常困难,即使获得也无法甄别真假。因此,复旦版排行榜决定从过程维度入手,以同行评议的方式评选出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再根据每家医院所有专科的总分值和医院科研水平,最终评选出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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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排行严重缺乏数据支撑。“声誉度的排名是靠专家印象评价,这显然不够,一定要有数据。因为数据是客观的,专家评价有共性所在,这里面的个人情结就比较多一点。所以专家评审比例不能占得太高。”侯建全说。

    庄一强也认为,复旦版排行榜主要采用的是主观赋权法,对医院的排行与评价主要基于专家经验主观判断打分,客观性较差。而艾力彼的评选方法主要以客观数据指标评选为主,并且复旦版覆盖的医院数量没有艾力彼版的多,结果更公正客观,更具有代表性。

    艾力彼在评选指标体系的设计上首先利用聚类方法将候选指标分成若干类,形成一级指标(即维度),接着利用相关系数法从每一类中选择若干有代表性指标,形成二级指标。同时参照指标体系选取的全面性、科学性、目的性、可操作性以及最少性的原则,排名选取了最优规模、医疗技术、医院运行3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

    在高解春看来,艾力彼版排行榜采取的多维度的分析方法关键在于维度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这种多方面管理能力和信息来源较为困难的情况下,维度越多,数值来源偏移可能越多。比如床位和出院量的比较,里头根本没有体现出院患者的难度系数。而单一的住院平均天数和均次费用,都会引导医院在病例的选择上倾向比较简单的做法。指标的简单化处理,会导致真正的顶级医院在评选中无法上榜。”高解春对《中国医院院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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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解春和庄一强相互挤兑,大有冤家路窄的情感因素掺杂。第三方人士对二者的批评却毫不含糊。陈肖鸣认为,排行机构根据自己的能力获得数据,本身就有很大局限。“如果深入每个医院调查,会产生路费。给医院、卫生部门发函核实也需要成本。如果数据太多,需要更多人来统计、计算,又要增加人力成本。这样,排行机构一定会采取最省力、成本最低、获取最方便的方式获得数据。你说这样的数据能有多少可信度?”

    复旦版排行榜通过在专家库随机抽取若干位专家以信函调查或邮件调查的方式获得数据;艾力彼版排行榜数据来源则有公开渠道、医院和第三方三个渠道;北大版排行版借助于北京大学医学信息学中心,该中心收集了2006-2014年近400家医院的病案首页数据,积累了4800余万条真实可用的临床病案数据;医科院版排行版的数据则均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每个机构都一再强调自己的数据来源,但其真实性却难以考量,而且发布者从不公布各项指标的详尽数据。, 百拇医药(刘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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