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刘文生

    药房托管：勇敢者的游戏

    文/本刊记者 刘文生

    为了让那笔资金合理合法化，张斌所在的医院发起成立了一个民间医疗救助基金会。

    成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接受药企的捐赠。基金会属于私募基金，医院和企业达成协议，企业以个人名义进行捐赠。“民政厅已经批下来了，基金会用于医疗救助。企业捐赠没毛病，基金会接受捐赠也没毛病。”张斌说，医院要逐渐在名义上摆脱和基金会的关系，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为此，医院和当地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了医联体，三家社区接受基金会的设备和资金捐赠。一方面，社区是独立法人，接受基金会的捐赠和医院没有关系；另一方面，根据协议，社区归医院管理，双方在人员和业务上开展紧密合作，社区的资金和设备医院都可以使用。“通过体外循环，药企的钱最终还是回到医院，让医院花了。”张斌不无自豪地说。

    路线虽曲折，却得到了心安。张斌所在的医院是中国南方某县级市人民医院(以下称“X市人民医院”)，作为院长的他，深知和企业资金往来的风险。

    事情起源于一年前的药房托管。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把X市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许配”给了一家大型医药企业(以下称“Z医药企业”)。在政府主导下，两家医院和Z医药企业签订协议，医院药品和耗材全部由其配送。

    “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全院40多名药剂科人员都为企业服务了，它不给医院拿钱行吗？企业必须出钱，但医院怎么拿这个钱，怎么规避风险，需要慎重考虑。”张斌说，很多地方通过库房租赁费用的形式把钱收回来，但这种方式不被国家允许。况且X市人民医院每年药品销售超过一亿元，企业返回5%也有500万元，500万租房子太不现实。

    钱怎么回来是大问题。张斌最终想出了成立基金会的办法。他认为这是简单、有效、安全的方法。他为之自豪。

    与其他很多院长相比，张斌显得过于谨慎，但多地发改委、审计部门的介入以及院长、主任的落马一再证明药房托管的确是一件铤而走险的事。院长作为其中的主要决策者，一旦出问题，必将难辞其咎。

    即便如此，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医院加入药房托管大军，甘愿冒险的医院管理者们以智慧和胆识与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赌博、博弈。

    当药房托管成为一种医院面对新的环境做出的普遍反应时，就不能再用简单的对与错、好与坏、合理与不合理来界定，背后的行为逻辑显然值得分析，其反映出的改革深层次问题也需要政府和行业反思。

    托管大潮来袭

    药房托管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儿。

    2001年，三九集团和柳州市中医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