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在公共治理体系的制度和组织建设上下功夫，让社群治理运转起来，并解决好行政治理如何强化社群治理并与社群之相得益彰的问题，疾控体系及其作为其内在组成部分的组织疾控中心，才能成为健康中国中疫情管控的合格守门人。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暴发，现在来看，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也包括笔者的预料。回想1月20日，当国家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二级传染病名列，并按一级传染病启动全国性的应急管理之时，极少有人会预想到今天的情形。当时，有国外的研究团队基于公开的病例数据建立疫情预测模型，显示未来确诊人数可能多达5000人，而这一预测还被当时国内疫情防控专家嗤之以鼻，称这个数字不过是预测区间的高限而已。

    恐怕少有的事前诸葛亮要数英国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香港大学病毒学家管轶。1月23日，武汉实施了“封城”措施，管轶在接受财新网的采访时作出了一个判断，即此次疫情比SARS要严重，并且感染规模“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截至2003年8月16日“非典型肺炎疫情”基本结束之时，中国内地累计报告SARS诊断病例5327例，其中死亡349例；可是，到2020年2月28日笔者撰写此文之时，中国内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8632人，死亡病例2747人。可是，管轶对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的判断当时并未引起网络公众的正面反响，并有网友质疑其作为病毒学家而不是防疫学家对病毒传染性判断的专业权威性。

    由此可见，在公众的认知里，对于任何一种疾病是否具有传染性，通俗地讲，是否人传人，具有权威性的判断者应该是防疫学家。防疫学家是一个非专业术语，用专业术语来说，应该是流行病学家，而流行病学家则属于公共卫生学家的一个亚类。

    那么，中国内地(下文简称“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当中，为什么没有出现管轶这样的预言者、警示者，或者说吹哨人呢？实际上，不只是早期预警者的缺失，即便是对疫情变化趋势，国内发布者也是稀少的。境外已经有若干个研究团队建立了各式各样的模型，发布了多种多样的预测，而有些研究团队从未涉足过中国研究。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中国流行病学家发布预测，只是有极少数数学建模发烧友通过自媒体零星自嗨一下。直到今天，无数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热衷于探究疫情何时出现拐点，而他们追问的对象，常常又是临床医学专家，例如钟南山院士。钟南山院士领导的一个团队，也在跨界从事着流行病学家的专业工作之一，即通过数学建模对新冠肺炎的疫情动态进行模拟和预测。

    疫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有不少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和批评涌现。虽然对目前的疫情管控已经无济于事了，但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对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