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坚持地从三皇五帝背到了鸦片战争，从麦哲伦环球航行背到了美苏争霸。每天坐在楼梯上，举着我们唯一的家用电器，乐此不疲。丫甚至在背完历史后回宿舍继续窝在被子里看书，一本叫做《血色浪漫》的书。她很厉害地在夏天快要到来的季节，把被子捂得密不透风。经过几个晚上的奋战，丫在一个阳光分外明亮的早上，在学校的食堂里肿着眼睛为我朗诵了那段被她奉为经典的择偶标准：

    “我的爱人，如果哪天我对她说要去当乞丐，她会二话不说跟着我去要饭；如果哪天我对她说要去神农架抓野人，她也会屁颠屁颠地跟着一块去。等到我们都老了，走不动了，就坐在家乡的草垛子上，为对方捉虱子。”

    丫不由分说地爱上了那个人——目光冷峻、一脸坏笑的钟跃民。

    我却很变态地对暴力狂充满好感，喜欢凶巴巴的人。因为我相信，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的人，心思都会很单纯。他们眼里的世界，美好或肮脏，喜欢或厌恶，简单分明。

    不知道是谁给丫吹了枕边风，说18岁之前不谈恋爱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于是在17岁的尾巴上，丫充当了一个十足的思妇：经常抱着书在“野兽”出没的操场边上晃悠，像个猎人，等待上钩的猎物。更确切地说，是等那个双手插在半个月或是更久没洗的牛仔裤袋里，歪着头装酷的“钟跃民”。

    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天高云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