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吃了一顿以牛奶为主的“站立午餐”，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发现自己并不知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字更来得有声色些，更物质些(physical)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这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不必经过大脑，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有时我连个“喂”都来不及招呼，妈妈那边已经唤起来：“嘿!女儿!妈妈就知道是你。”而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那相当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寻常了。

    我劈頭就问：“妈妈呢？”继父没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有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的陈述手术过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