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琳接起电话的时候，她的丈夫托马斯·萨金特正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准备出门，他要搭乘火车去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研究生们在等着他上宏观经济学理论课。

    然而，这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早晨，电话里带着“瑞典腔调”的人为托马斯·萨金特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这位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同获奖的还有他的老同学、老同事——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教授。

    比起西姆斯的“惊喜”，萨金特显得很“淡定”。“我还没备好课。”这位68岁的老教授说。他既没有马上将喜讯“昭告天下”，也没有对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任何获奖感言，而是按时登上了纽约开往普林斯顿的列车，并伏在车厢的小桌上认真备完了课。

    “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讲不好课，学生们是不会饶恕我的。”萨金特说。他让随后而至的所有采访电话都“扑了空”。

    这份“坚持”早在50年前就显露无遗。那时，17岁的高中生萨金特正面临一个重大选择——提前一年毕业，去俄勒冈州立大学攻读；或者再等一年，就能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而萨金特的父亲正好有机会在俄勒冈州开一家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