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钱穆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身上有种老派的不现实。

    这种不以为然也许能追溯到小学，在杨绛的散文《车过古战场》中，我第一次读到了钱穆，他看起来是个一肚子典故的固执老头，贫困，自尊心强。

    与杨绛同车上北京的他，始终不愿吃一口她给的饼干。为维系困窘中的尊严，宁愿趁人不注意时去站台上胡乱买些食物。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成长着的小孩，怎么能理解钱穆这种书呆子气的自尊心呢？

    那年头，经济迅速发展，万事都有新景象，老规矩彻彻底底过时了，不懂变通的人是被嘲笑的对象；这篇平淡的散文，也很快被我置诸脑后。

    再听闻钱穆，就是上大学之后。我无比惊讶地发现，在港台教授的世界里，“钱穆”是一个崇高的名字，代表着某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信念。

    譬如我在学校的方柱子上磕破了皮，有人建议我向校长反映此地设计的不合理，并相信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你们的校长，那是钱穆的学生啊”!

    再譬如来自香港的郭校长，每逢学校里有个大小事，他总爱在演讲里回忆在新亚书院讲课的钱穆：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