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重访边城》叙及她1952年从罗湖口岸出境，“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热天的罗湖桥，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得摺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背着手踱来踱去”，而这边的站岗兵士，“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的一小块阴凉地，意思让等着过关的人到那边避避日头，可“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

    “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是的，或许这是彼时张爱玲的心声吧，不论如何，一定要出去。而对那些已然栖身香港的大陆人，尤其是一干落脚此地的上海人来说，到香港只是为了“避风头”，不久就还要回到那个朝思暮想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