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梁氏提出“诗界革命”的时间早于“小说界革命”，但直到1902年3月开始陆续发表的《饮冰室诗话》，梁氏才明确地为诗歌的功能定位：“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梁氏将诗歌之“用”指向对国民进行“精神教育”，并将诗歌的“精神教育”功能具体指向“改造国民之品质”。很明显，对于此期的梁氏而言，不管对于小说，还是诗歌，乃至散文、戏剧等，他都将其纳入启蒙的话语系统当中，虽然其功能大小有异，但性质相同。

    在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中梁氏为刚刚爆发的俄国革命欢欣鼓舞，高度肯定19世纪俄国“革命文学”为此所做的思想准备。他谈到：“各国政局之变迁，罔不由二三文豪引其焰而衍其澜，俄国亦然。”“(俄国)革命运动之第一期即文学鼓吹期也”，“盖十余年所以孕育全俄之新理想者，惟文学最有力焉”，“俄国有耶尔贞(今译赫尔岑)、渣尼斜威忌(今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诸贤，犹法国之有孟德斯鸠、卢梭、福禄特尔(今译伏尔泰)也。”这段话明显体现出梁氏对于文学与政治及政治革命的关系的理解，而梁氏以文学启蒙国民的思想正是其自觉借鉴外来经验的结果，其中以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是梁氏启蒙主义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文学

    那么，此期梁氏除了强调文学的启蒙之“用”而外，是否也注意到文学功能的其他方面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梁氏此期已注意到文学在形成全民族的文化认同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