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1915年前后文学功能观的另一重要变化是他明确地将文学功能定位于“社会教育”。在前述的《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中梁氏谈到：“吾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欲应用健全之政论，则于论政以前更当有事焉。”梁氏所指即为从事社会教育。梁氏在“论政”和从事社会教育间所做出的选择是以明确两者的差别为前提的，这一认识的获得无论对于梁氏个人，还是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政治性的动机统领一切，文化行为只能服从于政治教化的工具性目的，而当社会教育与政治教化区别开来，这意味着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即形成了对于文化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的自觉。梁氏认识的转变在其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定位中得到反映。在《告小说家》中梁氏仍与“小说界革命”时代一样强调小说的重要价值，不过已将其明确定位于“社会教育”，强调其“在社会教育界所占之位置”的重要性，而不再将其作为“新民”和“改良群治”的利器，直接服务于“新政治”的目的。至此文学不再被单纯视作政治教化的工具，对于其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梁氏已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虽然此时梁氏仍是从社会功用的角度看待文学，但随着他将文学的功能定位于与政治教化相区别的社会教育功能，文学被置于文化范畴而回复其作为文化现象的身份。由世纪初梁氏逐步认识到文学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再至对其与文化因素相应的文化功能的逐步重视，直至此时将文学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梁氏的认识在不断接近文学本身，这为其最终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提供了可能。

    三、开启文学的“情感教育”之“用”

    如果说梁氏前期的现代观是借助现代西方这个镜像而建构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