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梁氏对于情感在现代人格和现代文化中的重要性的认识的不断加强，以及他对于文学在现代文化中的独特地位的愈益明确，他借鉴中国传统的诗学资源，从而最终将文学的本质定位于“情感的表现”，而将文学的功能主要定位于“情感教育”。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中，在以理性为参照明确情感的性质，以及对于情感的作用给予高度肯定后，他指出：“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圣，但他的本质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他也有很丑的方面”，以此梁氏自然地提出“情感教育”的命题：“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那么“情感教育”如何进行？“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表面看来，梁氏对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又提出了社会功利化的要求，实则不然，因其正是从艺术的情感本质出发的，即各类艺术独有的审美属性是其根基，所以艺术的“情感教育”功能正是其审美功能的体现。如果将梁氏对于“情感教育”的提出与其此期对于“情感”问题的相关论述相结合，不难看出，在梁氏的“情感教育”思想中，既有呼应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情感解放的启蒙面向，也有避免现代文化可能出现的理性化偏颇，建设健全人格和健康文化的反思现代性的维度，这即是以人文主义作为价值取向的文化维度，而两者都体现为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基础的文学的教育功能。该文中在梁氏对文学的“情感教育”作用的讨论中还有两点应引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