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湖南，从理论上将传统的民族主义转化为现代爱国主义的是杨昌济。在1914年船山学社创立之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学社以船山为名，即当讲船山之学。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杨氏在这里所说的“狭义民族主义”，就是指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后，国内虽已实现了“五族一家”，即以汉、满、蒙、回、藏为代表的各个国内民族的平等，但是在“列国并立”的形势之下，列强环视中国，并且企图瓜分中国，“故有内其国而外诸夏与内诸夏而外夷狄之必要”，即坚持现代爱国主义之必要。这样，杨氏就将传统意义上的狭隘民族主义转化为现代爱国主义。杨昌济还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乃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危险。

    正是在杨昌济的教导和启发之下，他最“心赏”的学生毛泽东在一师时期，就特别注意日本的侵略动向。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说明青年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思想形成是比较早的。在1915年，当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之后，他和全国人民一样，无比愤怒。他在《明耻篇》的封面上题辞：“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从此，他十分注意日本侵略中国的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