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叙事空间的演变
二、20世纪80年代前期诗化小说叙事空间形态作为小说叙事空间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为背景空间,即小说文本中故事发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其二为故事结构空间,即故事得以展开或者情思得以呈现的空间,与叙事视角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小说结构的重要构成因素;其三为人物心理、精神空间。对叙事空间的处理是一种修辞技巧,热奈特说:“人们所说的修辞格恰恰不是别的,而正是这个空间(语言空间,笔者):修辞格既是空间采用的形式,又是语言所采取的形式,它是文学语言相对其涵义的空间性想象。”诗化小说的诗性内涵正是通过叙事者的空间性想象(一种修辞方式)来获得的,叙事者采取何种空间修辞方式,与如何处理故事结构空间和心理精神空间有着较大的关系。而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叙事空间的裂变既与美学转型有关,也与叙事者所采取的空间修辞策略有关。20世纪80年代前期,绝大多数诗化小说继承了古典美学传统,小说的叙事空间是和谐统一的。正如汪曾祺所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对和谐的追求决定了其小说叙事空间的完整与统一。如《大淖记事》中大淖既是十一子和巧云故事发生的背景空间,也是小说的故事结构空间和心理精神空间。大淖中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人物行动都十分和谐地融为一体,其中呈现出来的自然美、人情美、人性美均属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在《受戒》中,汪曾祺通过明海和小英子的故事使佛家生活与世俗生活完美地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元统一的民间叙事空间。何立伟的《白色鸟》中两个少年与整个环境是融为一体的,其中象征童年的河滩、芳香的野花、“汪汪的” 而“无涯的”的芦苇林、“陡然一片辉煌”的夏日阳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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