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验性诗化小说叙事结构空间裂变后的多维破碎性，在孙甘露《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坛子》，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祭奠红马》《桂花树之歌》等诗化小说中也非常明显。这种诗化空间的多维破碎性，同样与叙述逻辑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诗化小说为了突出主体性，更多以内在心理抒情逻辑为主，外在的空间结构逻辑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空间的调配完全为抒情写意服务，故事结构空间为心理精神空间所突破、分割与破坏，从而呈多维或破碎状。另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实验性诗化小说常采用意识流、魔幻化等现代艺术手法，使作品很难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时空，有时甚至内外空间自身都无法找到时空逻辑联系。比如，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祭奠红马枠，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等，皆以心理逻辑为主来结构空间，加之作品内容的荒诞性和魔幻性，其叙事空间的心理逻辑和时空逻辑便遭到破坏，空间便异彩纷呈，呈现出交相错杂的空间结构形式。

    四、空间裂变与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叙事空间的裂变不仅与美学转型相关，而且与诗意内涵、社会文化主潮的演变以及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诗化的本质是追求一个主客交融、人神沟通的理想的超验世界。在浪漫主义诗哲们看来，诗不是指单纯的诗的艺术作品，而是指作为理想的生活世界，诗意便是对理想生活世界的向往或想象。刘小枫指出，浪漫诗哲的出发点是：“人面临着一个与他自身分离异在的世界(包括文化和自然)，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不属于他的、与他对立的客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