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哲学领域开始直至20世纪后期得以确立的“语言转向”，作为波及人文社会科学逐个领域的知识语境，它不仅意味着理论将其研究“由探讨作为表象媒介的经验，到探讨作为媒介自身的语言的转换”，更是指经由对于语言的分析研究，“更为有效地放弃再现或表现的观念本身”，即打破传统形而上学将能指(媒介)与所指(实在)镜像对应的语言观与认识论。“语言转向”的真正目的与理论依据就在于此。同理而言，只有在以上两种表现同时交互的层面上，才能实现“语言转向”的理论目标，文学问题也才真正是语言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传统认识论的摒弃程度决定了当代文论的不同派别或潮流对于文学媒介的认识，以及经由语言问题来研究文学的切入途径、理论关注与分析方法。

    而以此来观照的话，以俄苏形式主义、新批评与结构主义为主要代表的文学研究，虽然要求把语言性的文学世界同外在指涉(“物”)分开，明显有别于传统文论的思维特征与探讨方式，不再追问文学说了什么(“内容”)，而是探讨“语言怎样产生出文学”？但它们基本上仍纠缠于文学如何、怎样准确而完美地呈现现实的传统审美反映论观念，以此来关注艺术媒介带来审美愉悦效果的内在性，强调语言的形式状态及其运用之于文学的意义与作用。就如同兰色姆所言，文学的语言媒介能够“恢复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淡淡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给予我们关于世界的准确知识或艺术真理。显然，此种思考类似于逻辑实证主义与索绪尔语言学意图建立理想语言、语言研究的理念，只是将文学研究转向对作为表意媒介的语言系统(“词与词”)的研究，实现了由语言工具论到本体论的转变，但却没有从逻辑与认识论层面对文学(“词”)与实在(“心”、“物”)之间的关系，亦即文学语言的“意义问题” 进行有效的追问与阐释。

    从文学与实在的关系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