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里，有一座不起眼的院子。院子不大，灰白的矮墙中嵌着一扇油漆斑驳的朱红门，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守在大门左右，给小院增添了几分幽静与肃穆。1974年，经过简单的修缮，茅盾便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81年去世。

    茅盾自1916年8月跨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在中国文坛驰骋65年。他不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然而，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却把截止时间定在1949年，也就是说，他仅仅回忆了前33年的文学历程。

    茅盾唯一的儿子韦韬，被他称为“大半生活中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人”。茅盾去世后，面对社会上许多人对茅盾回忆录只写到1949年的遗憾，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所知道的爸爸的真实情况奉献给读者。同时，也让大家了解，爸爸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和心态。

    山雨欲来

    1949年2月，爸爸来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动员爸爸出任文化部长，爸爸不想做官，就婉言推辞。后来，毛主席又亲自找爸爸谈话，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得力的助手，爸爸这才答应，而这一干就是15年。

    我是1923年出生的，原本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但她1945年死于一次医疗事故。解放前，我一直在新闻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1958年调到了位于北京近郊的高等军事学院，妻子陈小曼也复员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一直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文革”前夕，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很紧张。元旦时，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妈妈家过节。妈妈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

    这事本在意料之中。1964年春夏之交，我们就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那时，我们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爸爸作为在位15年之久的文化部长“罪责难逃”。

    不久，爸爸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