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我在山西永济监狱三中队，身份还是个没有解禁的右派囚徒。一个周日，我奉命骑着自行车去买纸笔(我当时担任劳改队的统计员工作)，当我从县文具店出来，因为那儿地靠黄河风陵渡，便想借机骑车去看看母亲河，以纾解心情的惆怅。可当我跳上自行车路过火车站的时候，后边突然有人一把拉住了我的自行车后座。我扭头一看，是从北京探亲归来的同类阮祖泉。他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是想让我驮他回队。

    开始我有点沮丧，去风陵渡散心的愿望泡汤了。但老阮是个正在办理“保外就医”的重病号，县城离监号有30华里，让他从县城徒步走回到劳改队去，我又于心不忍。于是我立刻调转车把，准备驮他一起“打道回府”。但他却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不急于爬上自行车的后座。

    我说：“老阮，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丢在火车上了？”

    他摇摇头神秘兮兮地回答我：“没丢什么，只是魂儿吓得出壳了。”

    “此话怎讲？”我不解其意地望着他，“遇到小偷了？”

    “没有碰上‘佛爷’(劳改队中小偷的代称)，我的耳朵倒是当了一回‘佛爷’。”他说，“我穿过软卧车厢时，听到两位军官，在轻声说……说……把……”

    他看看我们周围没有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