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雄

    索南达杰毕业的时候，放弃留在西宁或北京的机会，回到治多县民族中学当了一名老师。他骑马回家乡招了扎多进中学，第一次改变了扎多的命运。

    从民族中学到青海邮电学校，扎多一步一步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他看到了楼房，在西宁说了4年汉话，经常说得嘴都干了，还兴高采烈。

    对于20出头的年轻人扎多来说，80年代是个理想主义的年代，社会里充满了变革的味道。他和朋友们组建了自己的团体“唤醒会”。办杂志、发小册子、上台演讲批评县领导，试图用极其先锋的行为敲打沉闷的县城。

    有人打小报告，说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州里派来一位副书记调查。领导看完他们小团体章程，指着第一条说：“小伙子啊，这一条救了你们。”

    “唤醒会”开宗明义第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扎多和朋友们申请去民族中学当老师，放弃高收入，要用教育改变家乡人的思想。

    他们在学校的改革又一次失败了。

    当老师是扎多社会改造计划的最后一步，现在退无可退，他彷徨，看不到前方的路。

    妻子博雷看到县农业银行外面张贴的一张红纸，治多县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的县委副书记正是索南达杰。

    扎多和朋友兴冲冲投奔过去，却被索书记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索南达杰觉得这帮小年轻连在学校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更不可能跟着自己干事业。

    他的心很大，包括了可可西里，面积和宁夏一样大的无人区。

    扎多倒是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