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场，我跟丁玲的粮食标准每人每月31斤，我们吃不完。到地里干活，大家都是自己带去的中饭，开饭的时候，是我吹哨子，我看到一个工人，河南人，用一个小手绢包着4个小馒头，他的眼睛都浮肿成了一条线。他吃不饱。我看了这个样子，就跟丁玲商量，把我们多余的粮食，支援他一些。有一次丁玲和一些姑娘们下地摘野菜，预备过冬给鸡吃，碰到大雨，淋湿了回来，还是高高兴兴，一点儿也不担心要着凉的。所以说，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健康。

    当然，刚去的时候，我们要过生活关，这里面的曲折多啦!首先精神不能垮，我那时40多岁，丁玲比我受的伤害多，年纪比我大，我得照顾她。我觉得北大荒的空气好，对她的身体有好处。我想，只要有人能呆得住，我们就能生存。

    劫后重逢，甘居山野度晚年

    “文革”时期，我与丁玲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便是5年。1975年5月的一天，管理人员严肃地对我说：“中央决定将你释放。”我便脱口而出：“丁玲呢？”那人回答：“丁玲，没有发现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