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倒下时，偏就赶在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也刚好16岁。母亲先以为患了感冒，大夫照旧拿出听诊器，看舌苔，母亲的舌根，很隐蔽地，生出个枣核大小的包。几天后交在母亲手里的化验单，赫然写了个“癌”字，那么轻的一张纸，让人顿时蹲在了地上。

    母亲的唯一抵抗，只在反复的治疗，那个诡异且无形的细胞，其实早已暗中嚣张地扩散，眼前的万般挣扎，在这里全是徒劳的，满世界都在谈它色变。

    16岁的我，双手将母亲轻轻托起，我曾受到的教育，虽然使我坚定地相信科学，但是，我依然顽固地期待，母亲绝不会死去。

    把最后一线希望，坚定地寄托在山里姥姥家。母亲问我：你是去喇嘛沟……找那个山里医生吗？

    我说：是的，就是那个乡村医生。

    那山里人极清瘦，着黑色衣，挂山羊胡，穿白底布鞋，一路走来飘忽般轻捷有风。他的到来，立时使萎靡不堪的房间充满了意外的山野之气，躺在那里的母亲，只把他看了一眼便打了冷战，闭上眼，人已笔直顺从如孩童般。

    接过山里人的姜黄纸 ......